主评议，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全国各地军队不管路途远近，都必须到涿郡（北京）集合；征调江南水手一万人，弓箭手三万人，岭南短矛手三万人到涿郡集合；黄河以南各郡准备运输车辆五万辆，等等。请注意，这可是一千多年前，河北山东一带的军队还好，可江南、两广的军队和民夫用两条腿跑到北京还不知要猴年马月，哪还有多余的力气打仗。
打仗不是蚂蚁搬家，可杨广就是下了蚂蚁搬家的命令。如果用googleearth来穿越一下，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一条条又粗又黑的线，啥呀？不是大蚂蚁，是人！是行军中的军队、运粮食和装备的百姓以及他们的运输工具 人力车。这种在严刑峻法威胁下的低效率高损耗运输直接导致士卒民夫中途大量死亡，尸体压着尸体，相继腐烂，脓血满路，臭气扑鼻。于是很自然的，“天下骚动”。
内陆情况大致是这样，海边就更惨了。幽州总管元弘嗣奉命前往东莱（三国演义中太史慈的老家，今天的山东省莱州市）海口督造军舰三百艘。在岸上手持长鞭、面相凶狠的监工的严密监视下，造船工匠夜以继日地泡在水中，片刻不敢休息。大家都知道，船在水中泡久了，吃水线以下部位就会生虫，得定期清理保养，人体若是长时间浸泡在水下，肉体便会腐烂生蛆，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工匠们根本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快，死亡人数就接近了一半。
看了这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陈胜吴广起义的背景。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开战之前就已经搞得国内劳命伤财、怨声载道，唯有大胜才有可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否则当权者只有完蛋一条路好走。
而杨广，正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转眼到了611年冬季。这一年由于农业从业人员 农民、主要耕种工具 牛马都被征用，大多一去不复返，各地农业严重荒废，粮价飞涨。对此，隋政府非但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反而又追征了六十万民夫运送军粮。
可怜路途遥远，每个人运送的粮食连当作路上充饥的干粮都不够，担心受罚的农夫开始大批逃亡。上天用现实告诉这些无计可施的人们：安分守己则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随时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啸聚山林则或许还有活命的可能。
就这样，杨广还没有出兵，天下却已经开始混乱起来。
612年正月，各地军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涿郡集中完毕，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杨广将全部作战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共二十四支，分路进攻，约定在平壤会师。
这一百多万人可不是像铺地毯一样刷的在高句丽前线铺开的。第一支部队出发居然用了整整四十天的时间，然后才是接下来的部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谁都明白，杨广也不例外。在这一百多万大军的身后，还有两倍于此数的后勤人员。据记载，隋朝鼎盛时全国共890余万户，人口约4601万，就算杨广玩国家没玩死几个人，那么这113*3=339万，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37%。不要看这个数还不到十分之一，可它却包含了绝大部分的青壮年，留下来的以老弱病残为主。一句话，为了打高句丽，国家的血都快被抽干了。
3月14日，隋军突破了高句丽辽河防线，包围了辽东城。得意洋洋的杨广邀请西突厥可汗和高昌国王一同观战，那意思是明摆着的：“瞧瞧我大隋多威风，每人吐口唾沫都能把高句丽淹死，你们小样可得老实点。”
为了在外人前充分显示他杨某人的悲天悯人和治军有方，他还即兴向各将领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训话：“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拯救高句丽的黎民百姓。各位前进时要兵分三路，互相知会，不可单独前进，以防有失。所有军事措施都要奏报侯批，不得专断独行。钦此！”
我不知道杨广说上面这番话之前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但作为曾经率军南下消灭陈国的大元帅，怎么可以糊涂到如此地步？
首先，要表明自己爱民如子，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