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1)

于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带着一副眼镜,看似随意的衣着其实是精心选择的,也很正常,高干出身的家庭,本人又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举止之间总会带有些精英的特色。

还在上世纪80年代,于先生就是京城著名的人物了。精英自然有精英的见识。于先生又是学哲学的,虽然还没有出过国门,但西方的那些文学和哲学大师们已经成了他熟悉的朋友,因此他有了使命感。他不仅为自己也为中国人寻求着未来之路,而这路,所有的人就觉得是在西方。

于先生在北京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正好够他用来做一个沙龙。正如他只读经典著作一样,他也只和他认为优秀的人交往。那真是意气风发的沙龙啊,人们喝着酒,谈着文化,听着歌剧,弹着钢琴,于先生妙语连珠,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样子。有时候沙龙里也来些外国人,大都是些记者,或某国的文化官员,他们吸着飘着煤灰粉尘的北京的空气,那些蓝眼睛、高鼻梁让沙龙有了国际化的意味,于先生的声誉越发地响亮了,跨越国境地响着,他几乎算得上是个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人。

有一天于先生被国家某部门的官员找了去,官员很和气地问,那些外国人都在你哪里做什么 他们都关心什么样的问题。于先生傲然地说,我们听柴可夫斯基,谈论什么是G大调。不过官员也不能说柴可夫斯基和G大调有什么不对,何况马克思也说过全世界的无产者要团结起来,几个外国人说不定也是无产者的一部分呢。

然而,于先生终于还是决定走了,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临行前朋友们在一起喝酒,于先生带着一种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激动。于先生对自己灵魂的高贵性能在巴黎找到归属丝毫也不怀疑。他在遥远的北京想起巴黎时就像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么多年来,通过翻译后的文字他已经读了那么多关于法国的书,从萨特的哲学到雨果的小说,他还看了那么多关于法国的电影、戏剧,他对普契尼的歌剧《卡门》几乎烂熟于心,从理论和抽象的意义上来说,他想他已经掌握了法国: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发源地,一个民主而文明的国家。

这样的离开,几乎带有历史性的意义,于先生的女朋友甚至专门去了次美容院。那个时代粗陋的美容技术也没有吓着她,她带着令人恐怖的浓重的眼线去了巴黎。他们几乎想呼喊一声:巴黎,我们来了!

最开始时于先生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巴黎的空气多么自由,文化多么灿烂,绘画多么杰出。于先生将巴黎大小的博物馆都看遍了,他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和他能接触到的各种派别的人见面,讨论一些中国未来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于先生的政治理想就不得不面对生存的现实。他发现在巴黎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大都市,仅靠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是活不下去的。

于先生给朋友的信越来越少了,他和所有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为生计操劳。于先生在郊区的商业中心开了一家服装店,卖一些从中国进口过来的丝绸服装。在时装之都的巴黎,于先生的中国服装看上去老派而土气,只是因为便宜的价格,时装店仍然可以吸引一些住在郊区的中下层顾客。很多时候,于先生就待在他的店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哲学书,他仍然在读福科和海德格尔,有客人进店的时候他放下书沉默地等待着一笔生意。店里的客人,以移民到法国的非洲人、阿尔及利亚人为主,这些人和于先生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非主流人群,于先生难过地发现,即使是这些人,都说着一口比他流利许多的法语。

语言的障碍让于先生彻底地萎缩了。他曾经的精彩,是要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来传达的。他的智慧和深刻,被法语堵在了内心,成为一堆愈积愈大的暗影。在所有的顾客眼里,他仅仅是个缄言的忧郁的普通中国人,和那些在十三区的中国餐厅、中国超市、中国干洗店的中国人一样,做着自己本分安静的小营生,赚着一份生活。

过了一些时间,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于先生曾经的一些朋友陆续地开始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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