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了一套丛书，书名为《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内容是一批老前辈的故事。上海申银证券作为赞助商之一，资助了这套书的出版，由此也结识了不少中顾委的老同志。那年，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在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同志和副秘书长黎虹等的陪同下，到上海考察工作。我把他们请到位于南京东路９９号的申银证券公司本部，汇报了我们证券公司的情况，介绍了上海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讲解了证券行业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几位前辈参观了我们的交易大厅和主要业务部门，对证券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伍老曾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职务，是我们这一代崇仰的老前辈。当时，伍老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碰巧大楼电梯发生点问题不能使用，吓得上海保卫人员连问我们怎么安排的。事先，我知道了电梯不能使用，但考虑我们办公所在的楼层不高，因此没向上海有关方面汇报此事，结果没想到伍老是坐轮椅来的。伍老宽容地连说没关系，让工作人员抬着轮椅上下各个楼层，边看边问。伍老思维敏捷不减当年，给予我们很多鼓励。一位中顾委常委到企业视察，坐在轮椅上被抬上抬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立安秘书长事后邀请我抽时间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讲上一课，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李立安秘书长1973年担任过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我当时在黑龙江省北大荒下乡，也可以说他是我第二故乡的老领导。我问他，给老前辈讲股票妥当吗？听说一批老同志对开办证券市场持反对态度，万一我到那里讲错话怎么办？李立安同志让我不要担心，说大部分老同志是宽容的，思想也是解放的，大胆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此前，我去过中南海几次，但去讲课还是第一次，何况听课的都是在我国早年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似乎不是去讲课而是去应考。我本来准备提前到中顾委会议室，到那里再做些准备工作。不料，我一进会议室，就发现一批熟悉的老前辈已经等候在那里，当中有张劲夫、吕东、安子文、刘英、杨易辰、李立安、焦如愚等等，还有不少老同志我并不太认识。上海市老领导夏征农已年过九十，也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听课。李立安秘书长领着我，一一拜见了各位前辈。中间有个插曲，当时中办主任曾庆红匆匆赶来，老同志们问：“小曾，干什么来了？”曾庆红以非常尊敬的口吻答道：“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来了。”“什么工作啊？今天我们请你们上海的同志给我们讲课来了。”说着，李立安秘书长把我介绍给了上海市老领导曾庆红，曾主任接过我递上的名片，笑着和我握握手后说：“那你们先讲课吧，我改日再汇报。”说完匆匆而去。
中顾委的会议室不大，中间是一张长桌，立安同志让我坐在最里面那端，我想那大概是日常中顾委主持会议的主任的位子吧，当着这么些老前辈，我不敢坐这个位置，但是立安秘书长硬把我按在那个位子上。张劲夫等几个中顾委常委坐在我的两边，其他老同志围桌而坐，首长们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则在两边的椅子上就座。在老同志们鼓励的目光下，我先简单介绍了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而强调发展直接金融的重要性，强调在发展传统银行间接金融作用的同时，应该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让城乡居民的钱直接投入到企业中去，这是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百姓个人理财的需要，同时还是进一步引进外资的需要。而发展证券融资也可以避免资金需求过于依赖银行，造成金融风险的异常汇集。另外，从长远角度看，建立股票市场也是建设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需要，因为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看，无一例外的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是股票交易所，我国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中心，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