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６月，我们得知，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替代王定甫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负责人。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三人小组在年内开业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临阵换将的决定。
有媒体把尉文渊、管金生和我称为上海证券市场“三大猛人”。我算不算“猛人”，不敢自夸，但是就我看来，尉文渊是真的“猛”！我目睹了尉文渊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过程，而我和他真正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和尉文渊（左一）等人在瑞士银行访问
之前，我和尉文渊在金管处见过几回面，他个子高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知道他从国家审计署调到人行，正处级副处长，上海财大毕业，也算是龚浩成行长的门下弟子。
尉文渊接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时，距年底只剩半年时间，可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但他还是立下军令状，保证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当时，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不过，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没多长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全部上了轨道。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尉文渊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建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尉文渊把我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一些筹备任务，如起草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等等。根据尉文渊的要求，我们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这些人有些后来就留在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交易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如申银证券发行部的负责人强纪英、万国证券的王强等。
尉文渊悟性极强，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我认为他对证券市场了解得并不多。但很快，他就掌握了很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记得有一次，我们商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模式，我极力主张学习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合成交系统，以保持证券交易大厅的热烈气氛，增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可看性。但尉文渊不同意，主张全部用电脑配对成交，此后看来，还真亏得没搞手工促合成交。我国投资者大部分是散户，每笔报价都不大，即使部分靠手工成交，也不是交易厅能承受得了的。
那段时间，尉文渊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我记得有一次去晚了，尉文渊、汤仁荣、管金生等几个讨论买电脑设备的事。尉文渊希望我们几家联手购买电脑设备，以便向电脑经销商砍价。交易所看中一套２００万元左右的设备，但汤仁荣他们认为那套设备太好了，证券公司现在还用不上。我进去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尉文渊问我，申银证券在电脑设备方面有什么打算？我顺口就答，你们交易所买什么设备，我们就买什么设备，和交易所保持一致。尉文渊一听就对汤仁荣、管金生说，“人家申银都买了，你们还犹豫什么？”当时，我们上海三家证券公司的老总尽管经常坐在一起客客气气商量事情，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竞争呈白热化趋势。汤仁荣和管金生当然不愿看到申银的“武器”比他们先进，几家由此达成共识，由交易所出面，购买四套电脑系统。这也是中国证券业早期电脑化最大的一笔投资，今天，说来可能会有人不信，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最初的电脑系统也只花了不到2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