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1990年6月1日以《百余万人参加证券投资，证券交易额逐年上升，上海市民金融投资意识增强》为题，正面报道了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日前，记者来到坐落在西康路101号的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多达20多种国库券、股票、债券供顾客交易……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靠投资技巧合法增加收入，有的利用地区差价获得较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善于分析行情，避开投资高峰，掌握一套低进高抛的空门，靠时间差取得收益。
上海股市的情况汇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让我前去汇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罗时林等听后非常担忧，怕股市过热影响筹备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万一出点什么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开的出来？”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抑制一下上海的股价，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设有涨跌停板制度。他们听我详细介绍后纷纷称好，“好，就这样，我们也搞一个涨停板规定。”具体商量后，最终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下达这一规定。
第二天，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布的有关股市的三条规定，以通知的形式通过上海媒体发出。《通知》告诫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重申严格禁止私下买卖股票。《通知》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第一，股票交易改变以往当场过户的做法。股票成交后，延迟至第四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第二，股票交易实行限价。上一场股票交易的平均成交价上下浮动3%，分别作为当天股票牌价的上限和下限。”
坦率说，当时的涨停板制度规定的涨跌幅度究竟是多少，我这个经手人也记不清了。上述“3%”是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我曾想找到当年的报纸核实，但没能如愿。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尉文渊曾一度取消涨停板规定，不久由于股市过热，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涨停板１０％的规定。
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通知》的公布对已经热起来的股市不但未起到抑制作用，而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规模的股票黑市买卖由此产生。
《新闻报》1990年7月26日以《外埠“炒手”如蜂拥，股票交易似潮升，上海股票日前暴涨，有关方面已有防微杜渐之举，上海证券中心将雨过天晴》为题，报道了发生在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本月24日，上海股票市场的两项新纪录引起人们注目。一是该日股票交易额达到85万元，8 307股，竟然是去年上半年股票成交额的十分之一；二是由于求大于供，股票交易首次采用竞价方式。
当天上午，蜂拥的人群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排成长龙，争购各种股票，其时，电真空股票挂牌价格为110元，购者如云。一名广西来客，一下子购进1 000股。上午，该业务部便成交7 000股左右。下午，面对有限股票来源和市民炽热的购买欲，静安证券业务部决定采用竞价方式。
第一场售出1 000股电真空股票，起点价111元，15分钟内，有26人要求委托购进，开价从1112元到115元，最后，依开价由高到低成交，1 000股股票被13人分配完毕；第二场售100股延中股票，起价70元，成交时最低价达821元，而该股票在当天上午挂牌价为7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