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只好跟当地铁路局及铁路公安局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飞车抢劫。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松弛一刻。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里的看守就答一句：“安全。”
在上海，无论经营机构还是个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的第一桶金，大都出自国债。然而，也有人不择手段地在国债市场“淘金”，最后栽倒在国债市场上。万国证券公司国债部负责人及其下属，负责从外地向上海倒运国库券，采取多倒少报的手法，把一部分差价窃为己有，后来东窗事发，遭牢狱之灾。他们可能也成为了中国证券从业人员职业犯罪的先例。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比起个人为主的国库券“黄牛”贩子，当年工商银行系统内的国库券交易规模要大得多。规模大了，必然要进行规范化，一个全国性的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此时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我请公司业务二部虞志皓负责研究、筹划跨省市国债交易。虞志皓原是工商银行长宁办事处信贷科科级干部，调到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后，说是从事证券和投资业务，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可做。我去后，他一再向我要活干。之后，工商银行总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李时恩建议召开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分行也很支持，《新民晚报》为此曾采访毛应梁行长，毛行长当时明确表示“将独资经营专业性的证券公司，并与全国27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在下月组建‘工商银行部分城市证券信息网’，这样有助于抑制黑市交易，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
那场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由我们筹备，地点放在上海大柏树的春江宾馆，全国３0个省市分行或信托投资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为中心成立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以打破当时证券市场割断的、分散的、半封闭的格局。信息网的功能和任务是：探索、研究证券业务的理论、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和技术性建议，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交流各地区的证券工作经验，沟通各地证券信息，探索跨地区发行证券的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筹措资金以及促进各城市之间的证券交易。
各个单位每周以电报、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确定买卖意向，自寻对象洽谈成交。会议选举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武捷思担任信息网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
那次会议结束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开始运作。那时传真机很不普及，不少成员单位没有传真机，报价要通过邮政部门的民用电报系统。为了省钱，我们约定用数字来表示券种和价格，比如19８５年国债买进价１０５５元，卖出价为１０７元，则为“８５１０５５、１０７”。起初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搞不懂，还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特殊工作的。靠这个网络，我们得以全面掌握各地国库券行情，有针对性地寻找异地国库券买卖对象，使我们的国债业务迅速向全国发展。
那时，各地同行最担心的是国库券收多了卖不出去的问题，而在上海，情况恰恰相反。信息网各成员单位有了我们这个买卖下家，开展国库券交易业务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此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每年一次会议，先后在青岛、成都和宁波召开过年会。我们还组织成员单位去日本考察证券市场，大大提高了成员单位对证券业务的认识。我们还在上海举办了六七期证券业务培训班，内容已不限于国债，对推动工商银行全行证券业务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