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哈事件并不仅仅代表的是邪恶，还有愚蠢。没错，暴徒最终达到了目的―就像惯常所发生的那样，杀害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而在6小时前，他们还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头目、一位过路人，并绞死了他们的市长，释放了监狱里所有的囚犯，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新法院，迫使所在的小镇处于戒严状态。机枪布置在市中心的各个角落，全面戒严。为了了结该事件，军方通过照片认出了罪魁祸首，并迅速将他们围捕。如果种族仇恨是为了给受伤害的人报仇，并取得平等权的话，那么白人暴乱者无需假想敌的推力，早将自身深陷泥潭了。
70年之后：另一个广场，另一帮群众。同样的枪火，同样令人困惑的喊叫―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灰暗阴冷的12月，暴徒一心想的不是杀人，而是提供机会被杀。人们手无寸铁，被摇摆的战士包围，他们后面是偏执独裁者的狙击兵队。他们集合……不确定到底为什么―政府和反对派喊的都是“人民大众”。而一旦集合，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将多年来的焦虑化解；希望被信赖；展示这个团队无与伦比的勇敢。
1990年的那天，布加勒斯特的群众呐喊着：“我们是人民”，口号不是这帮人或那帮人，而“就是人民”。在一个充斥着怀疑的国度里，一根健牌香烟就是背叛的砝码―就像记者鲁道夫.卡姆拉（Rudolf Kamla）所说，“我在恐惧中醒来，我的妻子都可能知道我梦到了什么。”―陌生人如今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希冀全部公之于众。他们唱着、大声朗诵着，哭着、狂饮、亲吻―因为这是罗马尼亚―他们愤怒地抽烟，每吸一口都当做最后一次。士兵们逐渐站到示威者一边；当坦克和公共建筑里布下的秘密警察机构交火之际，成群上学的孩子们就站在坦克之间。在飞逝而过的一周里，照片显示着人们自发组织革命的景象，比欧仁.德拉克洛瓦（Delacroix）①的油画还有说服力：一辆卡车满载着祖母们，身披旗帜，飞驰在枪林弹雨的大道上；一位年轻而勇敢的糕点师，站着分发蜂蜜糕点给那些被狙击枪火卡在角落的民兵；一位可爱的姑娘为害羞的应召入伍者戴上叛军徽章―所有的一切都很老套，因为这一切从未停止过，比比皆是。罗马尼亚人一边庆贺着，一边为暴君所否定的人道主义而战斗。
无论群体为其行为找到何种理由，这其中都很少有思考的成分。历史满是暂时性集体混乱的事例，之后参与者也必然会独自纳闷，“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以弗所（Ephesus）的异教徒们因不满使徒保罗②，愤然唱道“以弗所的戴安娜是伟大的”，唱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解散回家。拜占庭的尼卡暴动始于赛车竞技，而结束于3万人丧命黄泉，半个城市处于废墟之中。18世纪，一支澳洲军队在一晚上的流动混战中自我灭亡，而距离他们最近的敌人却远在30英里之外。今天，我们从看台上大声地喊叫着那些即便在家也会嘀咕到脸红的话语。我们听信于那些我们自身都很难相信的流言蜚语―2003年，喀土穆这座城市弥漫着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销毁阴茎的自动木梳”①的传言，引起一度的恐慌。 我们共同变得反复无常：弗洛伊德的侄子爱德华.贝尔奈斯（Edward Bernays）开辟了公共关系领域，部分原因是他害怕那些煽动群体的危险本能；群体的行为只有通过共同理念的大量诞生才会变得得体。 从1789年的大恐慌到迷幻摇滚达到巅峰的1967年的“爱之夏纪”，从纽伦堡到丝绒革命，群体表现着放纵、恐慌、忠心和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