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的信使张自忠的心情踏实了一些。从车站归来，他提笔给他的老部下李致远写了一封信：
“致远吾弟如晤：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族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惜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报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兄努力抗战，勿庸悬念。抑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际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命杀敌为盼。此颂戎祺，并祝胜利！小兄张自忠拜启 九·一五”
五十九军将领得知张自忠在济南，纷纷派人请他归队参加抗战。但宋哲元通过秦德纯嘱张：“万不可先到前线部队，致招物议。”
张自忠也认为不就留平一事向中央报告就贸然回军，不够妥当；再说，心怀坦荡，并无卖国之行，终可还以清白，因而决计赴宁请示一切。
他内心十分清楚，在舆论汹汹众口声讨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可能遭到军法审判。
许多朋友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南下。一位朋友还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张自忠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但还是坦然地表示：“纵然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决心要去的。”
蒋介石接得宋哲元电后，即电召张自忠入京。
张自忠患痢疾甚重，请假留济延治，滞留了十多天，病情有所缓解。秦德纯又发了一个电报给何应钦：
“我奉宋将军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惟各方谣诼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
很快，便收到何应钦的复电：
“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
因何应钦有此保证，秦德纯便准备陪同张自忠离开济南，南下去南京，听候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处理。
但是当时的新闻舆论，对于张自忠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舆论界对他的误会和谴责，是有增无减。如9月28日上海《大公报》刊了一篇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对张自忠指责说：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刊于《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则讥讽挖苦说：“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舆论的责难，更增加了张自忠去南京的艰险，使其前景严峻。但却未动摇张自忠赴南京决心。
10月7日，张自忠在秦德纯、张钺的陪同下，启程南下。
他们离开济南后，先到泰安。这个时候，宋哲元正在泰山休假。嘱让张自忠上山一晤。
秦德纯、张钺陪同张自忠上山来见宋哲元。
住在玉皇顶的宋哲元听说张自忠上山来了，亲自出来相迎。两人见面，心情都十分激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张自忠和宋哲元，都不禁涕泪潸然。
宋哲元拍着张自忠的肩膀：“荩忱，这一段苦了你了！也委曲了你。好在你终于平安地脱离虎口归来了。我好高兴啊！”
张自忠哽咽道：“这一段日子太令人受熬煎，太艰难了。我真怕不能和军长和弟兄们再见面了。”
宋哲元抹掉眼泪，笑着安慰张自忠：“你平安归来，是我们全军弟兄都高兴的事。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人携手而行。进得屋来，大家落坐后，宋哲元看着张自忠那憔悴不堪的神色，叹了一口气道：“荩忱，这一段确实使你吃了太多的苦，我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也十分的不安。”
张自忠道：“军长也别这么说，为了二十九军，为了全国抗战的准备，总得要有人去干，不计毁誉去干。说苦，确实苦。尤其是你们撤离北平去了保定这些日子，那可真是叫度日如年呀！大家都走了，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弟兄商量对策。周围的人，不是汉奸，就是同日本人一个鼻孔出气的。而且日寇早已对我们二十九军完全失去了‘信任’，根本不愿再同我们作任何和平谈判以解决问题的作法。开始以为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在必要时还可派上一些用场，谁知阮玄武这个孬种，和我们共事多年，在这关键时刻，既不思报国之恩，也不念袍泽之情，始则想拉走队伍，不成之下，耍出更恶毒的一招，竟然勾结日寇，里应外合，致使独立三十九旅6000弟兄蒙羞，一枪未发被日寇解除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