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难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似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剌剌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