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在构想挣钱方案方面表现最出色的是史蒂夫·陶森。他在过去六个月中总共提出了12条建议，卡尼和比尔认可了其中三条：涉及印度尼西亚市政公债的一个套现方案，这为公司挣得了300万美元；另外陶森敏锐地发现有一家新加坡的纺织公司被估价过高，于是执行了卖空，为公司挣得了100万美元；最后一个方案涉及韩国正向越南延伸的五金器具销售链，他操作了一笔“快进快出”的买卖。基于这些成功，陶森表现得非常高调。由于韩国那笔生意为公司挣了400万美元，他把自己早会的座位挪到了卡尼旁边，开会时还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发亮的眼睛中透着高高在上的得意神情。
除了陶森，苏特也构想出了两个盈利方案，都是在ASC开业后第一个月之内。这两个方案其实都是他之前在JP摩根公司时所操作项目的延续，包括了复杂的套现交易，涉及刚刚出现的某种日本可转换债券。两个方案在盈利方面都可以说表现惊人，加在一起一共为公司赢得了700万美元。
格劳菲尔德和赫普一直都是作为一个两人组一起在工作。他们早会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击别人的想法。所以有次他们自己提出想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惊讶，卡尼可能是最意外的。这俩人提出了一个涉及日元和美元之间的货币交易。这个方案为公司挣得了500万美元，也算是为他们若干次余醉未醒还穿着之前一天的衣服跑来上班做了补偿。他们两个都是附近那些主要雇用东欧女人的脱衣舞夜总会和妓院的常客，而且卡尼手下这伙人都在传言，两人是从他们俩共享的一个俄罗斯妓女那里得到这个想法的，只不过没人有胆量当面去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如此。况且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只要它可以为公司带来利润就行。
至于马尔科姆，他已经开始在考虑自己和阿卡里还应不应该在脱衣舞夜总会里花那么多时间，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两个自己设法寻找挣钱途径的尝试还没有任何收获。所以这两个在基德公司大阪分部就是卡尼手下的助理又被迫回到了当时的老路上。主要的时间都被用来在大阪交易市场交易日经期货。而且现在他们在东京的办公设置和当时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两个紧挨着的小隔间，里面放着电脑，坐的还是带滚轮的椅子，卡尼和比尔不在的时候两人可以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比赛谁坐着椅子跑得快。最后还有塑料通话盒，就在他们几乎不用的电话旁边。
其实，在一家以东京为基地的有3亿5千万美元资金的对冲基金做一个简单的独立交易人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情，况且马尔科姆和阿卡里从开始运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在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他们的收获当然比不上卡尼每年的4000万，但是他们可以保证挣到差不多300到800万。如果从收获层级来看，他们两个应该被放在陶森后面，在其他人之前。只是问题在于他们带来的不是创新的利润，不是他们自己带给公司的，也不会打动卡尼。在两人给公司带来新利润之前，他们依然只是按键盘的人——可以被替换和复制，与在东京金融区不计其数的金融公司里做苦工的普通交易员没什么区别。就在他们那幢大楼里可能就分布了50名跟他们一样的交易人，坐在相似的办公室里，守在电脑屏幕前。
马尔科姆迫切盼望着能产生自己的想法，这带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而且随着他生活条件的快速提高，这种压力也在快速增长。即便是在他驾驶着杜卡迪飞驰在乡间公路，透过头盔的遮掩感受清晨雾气的时刻，他的脑海里还在思索着可能的涉及贵金属和美国国库券的套现方案。每天晚上回到豪华公寓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阅读世界各地的数十份财经新闻报刊，寻找暂时还没有人留意到的契机。哪怕就是价格、数量或是价值上面那一点点的差别，带来的可能就是很快很容易得到的利润。这使得他形成了一种关注细微差别的习惯——即便是在和纱代共处的时候，在牵着她的手穿过露天市场，或是和她一起躺在卧室里的睡垫上闻着她的体香的时候，他也在思考他们两人之间细小的差别——一个日本美人和一个老外——寻找着两人感情世界中可能存在的套现机会。
马尔科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自己早晚能找到套现的机会。但是目前的情形看来却是，12街有家麦当劳以1美元的价格卖汉堡，17街则有一家卖1美元10美分。马尔科姆却踌躇在两者之间，双脚像是粘在沥青路面上，看着周围的人往来奔波，口袋里塞满了轻轻松松挣来的钱。
惟一能让他心里平衡的是，他不是惟一一个没有想法的人，还有阿卡里和他同病相怜。不过最近两个人晚上的15子棋局变成了近乎无声的比赛，阿卡里看来跟马尔科姆一样，深深困扰于总是找不到原创方案的尴尬境地。现在他下棋都变得很机械了，虽然还是能很轻松地击败马尔科姆，但是好像胜利再也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兴奋的感觉。他也不再去提醒马尔科姆已经在两周的棋局当中欠了他将近3万美元。马尔科姆开始在想这份压力对于这个瘦瘦的家伙来说是不是过于沉重了，再不就是他还有什么别的心事。尽管阿卡里的公寓就在马尔科姆楼下两层，但是他却并不了解阿卡里在东京的社交活动。除了晚上的15子棋之外，他已经有两个多月下班后没看到阿卡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