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帝国安定北方的时候，整个中华世界中唯一与其对峙的东晋政权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变故。
首先是把持大权多年的桓温终于失势。东晋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桓温因在枋头惨败中颜面几乎丢尽，为了重树威名，他听从郗超的建议，废黜了当时在位的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也就是晋简文帝。
这个继位的皇帝不比废掉的司马奕好多少，而且还短命。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即位不到一年的简文帝在忧惧中死去，太子司马曜即位，即东晋的第九个皇帝孝武帝。
满心期待简文帝临终前能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桓温大失所望，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于次年二月率军来到建康城外，他在新亭预先埋伏兵士，下令召见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本以为自己处处棋高一着，却没想到这最后关头却栽在了自己亲自请出山的谢安手中。
作为东晋名士，谢安的故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少，最有名的当然是“东山再起”，他隐居东山二十年，名闻天下，却始终不愿出山。以至于当时士大夫们的流行语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最后，由于他的弟弟谢万抚军不利，他才答应桓温的邀请，到他手下为官。桓温十分欣赏谢安，曾得意地对身边的人说：“你们以前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吗？”
京城之内人心惶惶，朝中一片混乱，人们传说桓温要杀两位重臣以自立。王坦之怕得要死，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情坦然地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
王坦之没法子，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倒了。
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然后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
桓温一惊，连忙陪笑道：“我也不得不防备一下。”只得下令撤除了埋伏，本来暗藏杀机的会面在谢安手中演变成了一场清谈会。
不久桓温得了病，只好退回了姑孰。谢安凭借那个时代士大夫特有的魅力，终于转危为安，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算是躲过一劫。
桓温返回姑孰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但他还在幻想着能得到加九锡的殊荣，不断派人催促。谢安和王坦之故意拖延，对已经起草好的诏书一再加以修改，迟迟不予颁发。桓温终于没有捱到最后，这位古今一大野心家抱着毕生未尽的遗憾死去。
桓温死后，桓氏的势力并没有一下子就倒掉。作为继琅玡王氏（王导、王敦）、颍川庾氏（庾亮、庾翼）、谯国桓氏（桓温）之后的第四个主持东晋大政的家族，祖籍陈郡的谢氏应该算是口碑最好的一家。
谢安在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后，认识到朝廷内部潜在的士族间矛盾，为稳定政局，他的执政方针就是以和谐安定为重。所以他没有趁桓温病死的机会翦除桓氏集团，反倒继续信任和重用接替桓温之位的桓温之弟桓冲，让他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并担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后来又转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而桓冲是个与他哥哥性格脾气完全相反的人，没什么野心，他深知自己的德望不及谢安，主动提出镇守外地。
桓冲和谢安的关系缓和，使得东晋朝中最大的隐患暂时消除，两家的其他成员虽然也有对此有些看法的，却不能改变大势。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这个混乱世纪的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东晋朝廷居然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团结局面，这局面其实不过是“空中楼阁”，无非建立在谢安、桓冲等人所制造的个人氛围的基础上，其毁灭也是短期的事情。然而将其相比于同时期北方的统一，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还不如说是历史给苻坚开了个致命的玩笑。
苻坚虽然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王猛，但他在南征北战中依旧无坚不摧。在灭凉平代之后，他的前秦帝国已经掌握了北至大漠，东至高丽，西至凉州、南至淮河—南中一线，几乎成为中华世界的宗主国。如果哪位网友现在手头恰好有张中国地图，不妨比划一下，便会惊诧于这个帝国疆域的广大，苻坚不仅创建了十六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即使把他的帝国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也毫不逊色，即便是日后北朝鼎盛时期的北魏，其疆域也远不及前秦。这个氐族人建立起来的帝国几乎是空前的（当然不是绝后），苻坚自觉其武功已不输始皇，他当然就要赶超新的目标：汉武帝。汉武帝最大的功绩是北击匈奴、西通西域，苻坚认为“北击匈奴”已经完成（消灭和兼并了拓跋部和铁弗部的势力），他决定平定西域各国。
正好在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九月，西域的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来到长安朝见苻坚，请求发兵征讨不服前秦的西域诸国，依照汉朝制度在西域设置都护。苻坚任命手下的爱将、吕婆楼之子吕光为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姜飞、彭晃、杜进、唐盛等将领率步兵七万和精锐骑兵五千，前往征伐西域。
次年正月，吕光等人以鄯善王和车师前部王为向导，率军从长安出发。前秦军队穿越了三百余里沙漠，进兵至焉耆，焉耆等西域小国闻风而降。龟兹王负隅顽抗，被打得一败涂地。西域诸国畏惧吕光的威名，纷纷归降前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