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在蜀地兴起的成国，我们就不得不先讲讲元康年间的连年自然灾害。在《资治通鉴》中，翻到这几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以下这些文字：
（元康四年）是岁，大饥。
（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关中饥、疫。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元康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五年之中灾难频发，而其中涉及关中的，就有三件，作为当时全国的重要地区（关中的长安一直是以西都这样的重要地位存在的），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所以我认为不仅是人祸，公元三世纪末的连续天灾也是导致以后一百多年十六国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将在后文再次提及。）
元康八年（公元297年）的关中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几万流民被迫背井离乡，纷纷涌入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在庞大的流民队伍中有这么一族人，在逃荒的路途中，他们十分热情地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甚得众心。这一族人，便是巴氐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庠等人。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张鲁占据汉中的时候，李特兄弟的祖父李武便投奔了他，曹操攻下汉中的时候，便把以李氏为首的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李特兄弟的父亲李慕则在曹魏时做过东羌猎将，统领氐、羌等各部。
由于贿赂了当时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流民进入故土蜀地后，得以大量的留在蜀地。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经说出这样一句令“闻者异之”的话：“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本是在“八王之乱”初期得势的贾南风的姻亲，一直势力很大，由于李特等人进入益州之后颇以材武闻名，得到了赵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南风失势被废，朝廷任命成都内史耿滕取代赵做新的益州刺史，赵哪里还愿认命，他原本就有割据蜀地之心，此时打听到耿滕秘密上表要求朝廷遣返蜀地流民，便乘机煽动流民的愤怒，起兵击杀了前来上任的新的益州刺史耿滕，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
但赵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地鼓吹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一想有理，便找了个有意谋反、大逆不道的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十分怨恨赵，更引兵杀向绵竹。此时正好赵手下的几名心腹自相残杀，最终导致其内部力量大大削弱。李特乘夜偷袭赵派来的军队，一把火将赵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烧死大半，更顺势攻入成都，赵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在半路上终于自尝恶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派遣使者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请求，一面却在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
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四起，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罗尚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与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果然将广汉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也道出了其中的差别：“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据江与李氏对峙。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地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更像是有组织的叛乱，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