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库克医生请我到“达科他”的客厅。
他跟我说，皮尔里北极俱乐部请他带领一支“救援队”去找皮尔里。
此时，皮尔里和另两个美国人从费城出发已快30个月。
我到纽约也一年多了。
“俱乐部跟我讲，‘皮尔里在北极失踪了，我们需要你的经验。’这话皮尔里自己绝说不出口。
而且，若他还活着，即便我救了他，他也会痛骂救他的人。
我觉得一个探险家是没法拒绝他们的。
你也知道，自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以来，北边我只去过一回，我也一直想再去一次。”库克医生说，探险家之间的潜规则让他得尽力救助皮尔里。
此外，另外两个考虑也让他接受了北极俱乐部的要求。
其中之一是，皮尔里并不知道，他离家期间，他的母亲和幼女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考虑是，乔·皮尔里和她女儿玛丽也在北极失踪了。
自去年8月24日她们离开格陵兰的戈德港以来，便音讯全无。
皮尔里夫人和孩子接到皮尔里一封信后离开了缅因州。
皮尔里在信上说，他身体健康，本意是要让她放心，结果却截然相反。
她跟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说，她要去把他“接”回来。
现在还不清楚，她们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皮尔里夫人的计划是，只要安全和其他条件允许，要尽可能北上。
如果无法找到皮尔里，便固守一处，等他回来。
“所以，原来那个再不和皮尔里来往的誓言得破掉了。”库克医生说道。
“什么时候出发？”我问他。“很快。这次探险时间不会长，又在夏天，可以劝布里奇曼让你跟我一起去。我保证你会喜欢的。”他微笑着面对我。
看我对这个意外消息那么兴奋，他笑了起来。
我连磕磕巴巴说声“愿意”都没来得及，他便告诉我出发之前得干什么了。
“你要是回不来怎么办？”有天早上，库克夫人来办公室看他，我无意间听到了她的话。
这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可我对即将到来的探险却是兴奋远甚于恐惧。
我只经历过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去世，自己的死看来还不太可能。
虽说探险会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我仍然得忍受在极地环境可能遭受的磨难，我是不是太傻？我可没这样想。
我觉得自己挺幸运，像被随意挑中去接受自己并不应得的荣誉。
我和库克医生坐洲际铁路到了新斯科舍的北悉尼。
那儿，我们登上埃里克号。
一起上船的还有几个小伙子，父辈都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
这些交钱的客人付了此次行程几乎一半的费用。
他们大多要在拉布拉多和南格陵兰下船，打完猎后再乘这艘船返航。
他们有自己的船舱，简陋而局促的空间让他们不停地抱怨。
看到我比他们年轻，又没什么特殊地位，竟可以跟库克医生共享条件稍好点儿的船舱，牢骚便更多了。
库克医生平息了他们的不满。
他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很快，他们便相信这将是我唯一一次北极之旅了。
这次行程会了结我多年夙愿，可以亲眼看看这块父亲失踪于此却连尸体都无从找寻的土地。
现在，这些年轻人对我有了种夹杂着同情与敬畏的心情。
他们和我保持距离，似乎既不愿打扰我的朝圣之旅，又不想让我看起来肃穆凝重的样子扫了他们的兴致。
我和库克医生住的是船尾的船长舱。
说是船长舱，几乎没什么家具，舱顶也很低，比布希威克街670号的储藏室大不了多少。
为我修的铺位顺着墙，在库克医生的对面。
铺位像一只大号碗柜抽屉，侧面有护边，天气恶劣时我便会摔下地板。
房里每件东西都捆着，或是绑着。
一张橡木桌和一把缺扶手的椅子固定在地板上。
得硬挤才能坐进那把椅子。
椅子直挺挺地立着，或许对某个家伙来说，它到桌子的距离刚刚好。
可库克医生要写点儿读点儿什么的时候，只能坐个椅子边。
库克医生带了一大堆书。
他把书塞到舱里空间狭小的架子上。
架子的横木条能拆卸，可以防止书掉下去。
“你会有很多空闲，”他说，“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的都多。
你有机会读这些书了，没读过这些书的人不算受过教育。
”他说这些书自己都看过，现在要仔仔细细再读一遍。
他告诉我，要不是有这些书，他就捱不过在比尔及亚号上的那段时光。
那条船为穿越南冰洋，在浮冰中进进退退了13个月。
我扫了眼书脊上的名字，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帕斯卡、霍布斯、斯特恩、菲尔丁、梅尔维尔、达尔文、托尔斯泰等。
上大学时，库克医生只学了医学和其他学科。
他算是自学的，自己琢磨哪些书值得花费时间，然后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