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双脚着地时，他几乎是在猛夺提包。
我把包抓得更紧。
"我自己会拿。
"我说。
那个男孩好像没听见，或者没听懂我说的话，眼睛盯着的不是我，而是提包，脸因为用力而扯歪了，腮帮鼓起，眼睛眯缝着快要闭上了。
我简直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我俩旗鼓相当，拉扯着提包开始转圈，像是在玩什么游戏一样四只脚在鹅卵石上拖曳。
"你会把提包扯坏的。
"我说道，可他紧盯着的就只是提包。
我朝警察望去，希望他们插手，又害怕他们插手，担心要是包被扯开，里面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信卷倒出来该怎么办？最后，我担心再这样拉扯下去，警察可能会干预，于是只好作罢，松了手，由于松得太突然，那个男孩往后一仰，失去了平衡，后背在鹅卵石上磨擦着，可双手仍高举着提包。
他转过身，站起来，身体还在往后滑。
他穿过人群，朝马车跑去，全速在跑，因为那提包几乎没有重量。
我跟在他身后，努力盯紧人群中的他，害怕盯错了人，再也看不见那些信卷了。
我撞上了无数的人，庆幸自己听了纵帆船上那个红头发的话，把钱从钱包转移到了我的裤袋里。
他说，偷裤袋里的钱更难。
他还明确地告诉我，在纽约，到处都有小偷。
"200元现钱！"他边说边摇头，看着我把钱从钱包里拿出来揣进裤袋。
以前我见过美元，但手里从没拿过。
"两个口袋都放点。
"他说，"一旦安顿好，就把钱存进银行，否则很快就没了。
"我看见那个男孩跳上一辆马车。
就在他伸手去拿车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的那块硬币时，我赶紧一把从他那儿抢过提包。
那个车夫体壮如牛，戴了顶很不合适的圆顶硬礼帽，蓄着四四方方的小胡子，他一把捏住硬币，眼睛看着我。
"先生，想坐车吗？"他用我觉得像是爱尔兰人的口音问道。
我看了看那个男孩，他的眼睛像是粘在了车夫的拳头上，里面捏着他挣来的但可能得不到的硬币，在我看来，他的眼神跟我俩抢包时的一样呆滞。
提包不重，我原打算走路，可我不知道往哪儿，于是，我还是说："好吧。
"车夫扔下了那块硬币。
钱刚一落进手掌，那男孩拔腿便走。
他飞跑着回到人群当中，朝轮船奔去。
我叫车夫带我去相对比较便宜的旅店。
那天晚上，在溽热的房间里，我躺在毯子上面。
两扇窗户我都打开了，但依然无法入睡，即使在这个时分，噪音也毫无减弱的迹象。
我心想，这城市离江河、大海这么近，为什么一丝风也没有？像沙漠里干渴的人渴望水一样，我渴望来一阵微风。
窗帘纹丝不动。
在圣约翰斯的室内也不会像此时曼哈顿的室外这般热。
我闭上眼睛，回想起抢我提包的那个男孩的脸，我怀疑以后会不会再见到他，不过我敢肯定，即使一年之后在街上碰见他，我也会认出他的。
他或许是跟这城市一同长大的，曼哈顿的一个产物，我跟他完全不一样。
我怀疑他究竟会不会讲英语。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似乎深信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可我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模糊的、茫然的失望。
我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是第一眼看见这座曾孕育过我的城市时所产生的一种激动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到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从前，当我看着曼哈顿的图片或明信片时，我经常这样想，我是在看一个孕育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曾经想过，当我亲眼看见真正的曼哈顿时，我的感受肯定比看见它的照片时强烈1000倍。
可在船上，在坐着马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这是为什么。
我的脑子里只是在想，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再也不肯回家，再也不愿一看见我就想起自己不是我父亲时，他选择了逃避，这就是他跑来生活的城市。
这里不是布鲁克林，不是我真正的父亲在远征的间隙生活的地方。
然而，即使看见了布鲁克林，我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激动过。
不知道库克医生每次在河对面遥望曼哈顿时是否想起过我，是否想起那天他坐渡船过河，在酒会上遇见了我母亲？站在布鲁克林，望着太阳沉入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之后，他也许想过许多崇高、远大的事，在所有那些思想中，是否有过"那儿，就在河对面，是孕育我儿子生命的地方"？每次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时，他是否想过那一天？我想起了达夫妮叔母，立刻意识到是一种负罪感抑制了我理应感到的兴奋，我感到有罪，因为我抛弃她比弗朗西斯·斯特德抛弃我和我母亲还要突然。
算上我出发的那天晚上，这是我离家出走的第四个夜晚。
我怀疑自从在我的床中央发现我留给她的那张便条之后，她有没有安睡过片刻？在度过了快14年的时间之后，她又一次跟爱德华叔父一起，孤寂地守着那幢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