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最好不要给她写信。
我们分手了。
她回到了家乡。
通过莉莉，我收到她的来信，有时一天两三封，信封没有开启。
莉莉知道寄给她的信中哪些是写给她的，哪些是写给我的，因为在写给我的信封上，在她的名字旁边有个"X"记号。
你母亲的信中没什么消息，表达的只有期盼和急躁，埋怨自己无法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知道必须得做的事情。
在一封信中她写道："我马上对他说。
"可此后，信便中断了。
我再没收到她一封书信。
三个星期后，莉莉来找我，说是阿米莉亚捎信给我，想让我知道她和未婚夫不久要结婚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烦得寝食不安。
她变了心。
她爱上的不是我，而是曼哈顿。
她幻想着离开纽芬兰，梦想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逃避--不仅逃避与自己不爱的男人的那场婚姻，而且逃避她厌倦的一切。
或许她真正爱着的还是她的未婚夫。
我发现这个想法尤其无法容忍。
当然，如今我才知道，她做了自己以为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了真相之后我便知道了。
她嫁给了一位爱她但自己却不爱的男人。
因为爱我，她保住了我的声名不受伤害，我曾向她表明过，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名满天下的。
那场酒会让我结识了你母亲，办酒会的人自愿要改善我的境地。
我成了他们的帮手。
我敢肯定，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会像这样优待我了。
一年一度的酒会他们都邀我去帮忙，直到我也成了一名医学院学生。
我不敢拒绝他们的邀请，害怕因此失去他们对我的兴趣。
每次酒会，我都会找些借口上楼去看看那条走廊，在那儿，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用奇怪的口音说"我叫阿米莉亚"的姑娘。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帮助我挣钱读大学，先借款给我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开了一家小的牛奶奶油公司，跟我兄弟一起经营。
1887年，他们帮我说服了教务长，接收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说因为我是"内科医生"的儿子，所以我的入学费用应该减少。
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付。
至今，我跟他们非常友好，不过，我家搬到市区的另一头之后，每天来往哥伦比亚大学对我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
我转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不像以前那样常见到我的资助人了。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一年一度的酒会，可我不再去了。
举办酒会的时候我很少在城里，即使在城里，我也远远地避开，因为对于我，那幢房子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相之后，那些记忆成了令人痛苦的回想。
德夫林，你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都应归咎于我，不论这有多么的间接。
纽约使你母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使她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
可我没这样的理由。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时，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羞耻和罪过，几天之后，这种羞耻感和罪过感又因为他的失踪而变得更加强烈。
许多年来，我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活着，努力让自己相信，不论当时我占你母亲便宜时其行为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但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结果呢？这些年来，我曾试图不去想你，不去想那个因为我而成了孤儿的男孩，不去想那个由我的鲁莽所铸就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活着的牺牲品，可这做不到。
他的母亲是我至今依然珍爱的女人，尽管我们相识只有三周。
最近，因为我在头封信里向你描述过的那些原因，我痛苦到了极点，我意识到，应当对那个唯有我才知道他是我儿的男孩吐露我的过去。
只有这个办法，别无其他出路。
好像对我来说，这是偿还我所造的罪孽的第一步。
你身上依然有你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否认你的存在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我确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可由于不熟悉他所说的人和地方，你也许依然心存疑虑。
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忏悔就是为了乞求宽恕，不过对于我，这么快就请求你的宽恕显得太放肆了。
我只是请求你，假如你认为我的任何请求依然值得尊重，假如你允许我继续给你写信（像上次那样，在信封上写下"是"或"否"），请再一次遵守你许下的保持谨慎的诺言。
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不过我希望到能见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赢得了这个权利，到那时，你会发现相见的想法不论对你对我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
企盼回复。
你的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898年3月14日 附：我必须请求你不要给我写信，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总之，不写对你我更有益。
为了证明他是我父亲，他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过去，有多少男孩像我这样听说过自己母亲的事情？有谁如此详细地被告知自己生命形成的细节？谁会告诉他这些？更不用说会是自己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