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到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起差不多6个月过去了，最后我几乎放弃了再收到库克医生来信的希望，可此时爱德华叔父却佩着红手帕下楼吃饭了。
那手帕看上去好像特别的耀眼，达夫妮好像不可能猜不到他佩戴的理由。
就像很难掩藏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一样，如今，掩藏我的喜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敢肯定自己的脸与那张手帕一样的通红，眼睛没法从那儿移开。
我的心在狂跳。
爱德华叔父跟以往一样无动于衷。
我知道他肯定在想什么，肯定在担心什么，在渴望我的言行不要引起他妻子的怀疑。
不过，即使是我也无法从他脸上发觉任何异乎寻常的表情。
我如何才能度过上午上学的这半天时间？好歹我熬过了上午，午饭时分，我来到德文街，横穿过街，停下脚步。
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从身旁驶过，路上没有行人。
我绕到诊所的后面，推开后院的大门，身子挤进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房门，轻轻地在身后合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
平台上，爱德华正坐在一把椅子里，远离窗户，这样没人能从外面看见他。
他已经不再佩戴那张红手帕了（不过，后来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又佩上了）。
在他翘着的二郎腿上放了本书，手指还没完全离开嘴唇就浏览完了一页。
他的手飞快地一挥，示意我径直走进那间诊室，不得停下。
诊室的后门敞着，毫无疑问是他打开的，这样，他的护士和病人从门厅那边就没法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了。
我想象得到，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坐在平台上，担心我的到来会弄出什么响动来。
我走进诊室。
以前，我曾进来过一两次，但从未单独进来过。
我能听见门厅那边传来的低语声。
一个身影投到我父亲诊室门上的毛玻璃上，是个男人在戴帽子。
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吸墨台和父亲曾经用来写处方和转诊介绍信的那支笔，插在一个笔架上，用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链系着。
还有那块从海边捡来的用做纸镇的石头，放在吸墨台的最右上角。
墙上挂的只有他在爱丁堡获得的证书。
诊室里有一个带玻璃门的空书架，一把深褐色的皮沙发，涡卷形的扶手上钉满了黄铜纽扣。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开着，又是爱德华的小心之处。
他好像正坐在阴暗处，手指放在嘴唇上。
迎面看到的是放在空空的抽屉里面的那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
德夫林，就这三个字，没有邮戳，没写回信地址。
我想，不用说又和上次一样，是装在给爱德华的信中一并寄来的。
信封是裁开的。
我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仅是演练，尚未来信。
"我把纸条放入信封。
我极度失望地回到平台。
爱德华伸出手。
我把信封递给他。
我们两人回到诊室。
他擦燃一根火柴，伸向信封，然后举着信封在壁炉里让火焰由下而上燃烧，几秒钟后，那信封烧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卷暗红的灰烬。
他两眼盯着信封，手一挥示意我走。
我照着他的指示慢慢走下楼梯。
没过几天，他又佩上了那张红手帕。
我怀疑这又是一次毫无必要的演练。
同样，他又坐在平台上的那把椅子里，腿上放着那本看起来跟上次一样的书。
我径直走进父亲的诊室。
同样，爱德华早把信封裁开了，裁得齐齐整整，可能用的是解剖刀。
可在我看来里面的信好像没被抽出来过。
他是出于谨慎才把信裁开的，以减少撕开信封时的沙沙声。
我轻轻地从信封里抽出封好的信，撕开封泥，那是用红蜡做的，上面戳有一艘帆船的印记。
这封信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页，而是几页，扎扎实实地折在一起。
我轻轻地把信展开，开始读起来。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在参加北格陵兰远征时，弗朗西斯·斯特德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12年前，也就是1880年，他妻子曾经参加过一次由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酒会。
他提到的那个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没错，酒会是在他们家举行的。
你母亲告诉弗朗西斯·斯特德，在这次酒会上她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可她什么也记不清，甚至连那人的脸和名字。
她说，除开始的半小时外，酒会的其余事情她一概记不起了。
她接下来有记忆的是黎明前醒来，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幢陌生房子许多卧室中的一间里。
这次遭遇使她怀了孕。
我们见面时，你母亲没有告诉我她未婚夫的名或姓，因此，在弗朗西斯开始讲他的故事前，我还不知道与我共事的这位军医和我所共有的经历。
没等他讲完自己的故事，我便意识到他是何许人也，我是何许人也。
她在酒会上遇见的那个所谓的姓名不详、面貌不清的男人就是我。
"阿米莉亚"，弗朗西斯第一次提及这个名字时，我毫无察觉，虽然我确实觉得有些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