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
达夫妮作了回答，但我听不清。
"我不知道这样的女人究竟有多少？跟她一起生活还比不上在刺骨的寒冷中度过半年的暗无天日更有诱惑？"他问。
"爱德华，"叔母叫道，用责备的口气继续说着，显然是叫他小声点，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听不见她说的什么。
"我说弗朗西斯是说着玩的，可你……"她说。
"谢天谢地那小子还只是她的一半。
"爱德华说，"另一半是弗朗西斯的。
至少有那么一点点。
在弗朗西斯最终跟她缠上之前，他身上有时也有许多可贵之处。
"也许是自己的记忆、想象或者是达夫妮的讲述，我记得这样一个情景：我正穿过走廊，这时我父亲从他的书房里冒出来，看见我，弯下身子跟我一样高，然后对我说了些什么。
可我所能看清的大概只是一个男人的轮廓。
我对母亲的记忆要多一些，但也和我对父亲的记忆很相像。
我记得的那个模模糊糊的轮廓，知道那就是她。
我记得跟她在这幢房子的不同房间里呆过，跟她一道坐马车，跟她手牵手在一条街上走，我猜想那是德文街。
可我记不得她穿的是什么，记不得她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记不得我们去的地方。
我想不起她的面容。
母亲死时我才6岁。
父亲离开时我更小，难怪对他我只保留了那个模糊，可能还是虚假的印象。
不过，似乎我应当有些记忆，母亲不仅仅是个印象，不仅仅是她和我的血缘关系。
我对母亲的记忆好像融进了对父亲的记忆，他早就从视野中沉了下去，好像母亲正在被父亲往下拖，虽然能看见她，但已经陷得很深很深，辨不清她的细部了。
总有一天，就像父亲那样，也许正是因为他，她也会完全消失。
奇怪，两个我依稀记得的人却能对我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好像这两个人我从不认识却跟我形影不离。
其他人，比如达夫妮和爱德华，也记得他们，看见我时就想起他们。
仿佛他们就站在我的左边或右边，除了我，大家都看得见。
房子里有我父亲的两张照片，挂的地方很考究，不张扬。
一张是用银版照相法拍摄的侧面照，夹在众多照片当中，挂在客厅的餐具柜上，就在楼梯脚边。
另一张挂在楼梯边墙上，四张照片中的第三幅，上楼时，借着我房间射出的灯光便能依稀可见。
对客人来说，这种挂法似乎更像是一种表示，而非为了纪念，所传达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屈辱到靠否认他的存在来偿还他的失职，但在我们心中，他也不再有多大影响了。
当然，这不是真的。
我这位总不在身边的父亲的肖像从来没有不使我着迷的时候：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紧贴着头颅，从中间分开，浓重的八字胡两头往上翘起。
如同所有银版照片中的眼睛，他的眼睛好像也从里面发亮。
我不知道这是拍摄出来的效果。
客厅里有张我母亲的银版照片，反面潦草地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据达夫妮说，那是我母亲的笔迹。
她说这照片是他们订婚后不久拍的。
母亲双手叉腰站着，眉毛扬起，也许是因为感到好笑，认为被这个称作照相机的新玩意儿瞄准，自己很有可能站不稳了。
达夫妮喜欢宠我，可爱德华却很不乐意看到她这样。
我觉得，他看我时就想起了他的兄长，他凭什么福气不浅居然有个许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儿子？圣诞节的时候，我生日的时候，我解开礼物上的丝带，撕开包装，达夫妮陪着我坐在地板上，可爱德华却远远地坐在一边。
每次我发出欢快或惊喜的叫声时，达夫妮总要看一眼爱德华，笑一笑，而他没法也不愿假装自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她，也会笑一笑，那是施与一个孩子的双唇紧闭的抿笑，似乎在表示：这孩子对可能的幸福的向往或许是可以满足的。
我想，也许男人对孩子就这样：冷淡、漠然，我父亲无非是把爱德华所代表的这种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通常，爱德华好像很冷漠，疑心重重，似乎他的职业和性格已经合二为一，总是带着诊断的目光看待一切，总是在寻找、收集大量的观察资料，他的表情暗含着一种不会轻易表露的机警和精明。
我去水塘和溪流钓鳟鱼时，达夫妮跟我一起去，这城市就是围着这些水塘和溪流建起来的。
我用夜晚从地底下爬上草丛的大蚯蚓作鱼饵，即使打着手电筒也很难找见这些蚯蚓，更不用说捉了。
房子背后的院子里，草不深，因此很适合大蚯蚓生长。
"该玩找虫捉虫的游戏了。
"天一黑，达夫妮就说。
找虫者提着桶，拿着手电，捉虫者跟在蚯蚓后面爬，没等它钻进地里，双手一捧把它捉牢。
通常，我是捉虫者，可要是我捉的蚯蚓有一半钻进了土里，达夫妮会来帮我。
她会放下手电，我俩跪下，像一对外科医生弓腰俯在蚯蚓之上，四只手一点点地把虫从土里抠出来。
她把脸扭向一边，不忍看到蚯蚓万一被扯断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