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夫妮叔母说，1881年我刚满周岁不久，我父亲就告诉家人他报名参加了摩拉维亚弟兄会①为改善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生活而组织的希望谷传道团。他打算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作为一名游医沿拉布拉多海岸行医。他说，不管怎样，他都始终是个英国国教徒。不过，最让家人担忧的倒不是怕他成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而是变成傻瓜一个。
在他即将出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包括我母亲和祖父母，还有叔父爱德华，都试图劝他别去。
他们没法反驳他要去的理由，因为他根本就没给出任何理由。
他也不肯反驳大家提出的他应当留下的理由，而是以缄默应对大家的每条劝告。
祖母告诉他说，这么成年累月地离开家庭，像个使舵弄桨的人，只把醉酒没用完的那点钱捎回来养家糊口，这样做太有失体面，不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男人的所作所为。
祖母还邀来牧师，和大家一起来责备父亲。
可父亲默默无声地忍受一会儿，然后告辞，起身上楼躲进他的书房，仿佛他已经走了，已经远离了我们。
也许，只是在他当了游医之后，他才想起要去探险。
也许当他在拉布拉多行游时遇见了探险者或听到了有关他们的事。
我说不准。
总之，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只干了一年，完成了第二个半年任期后回到家，又去响应他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的一则广告，申请担任随船医生首次参加极地远征。
他写道："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着一种需要艰难远行和长期离家的职业。""多年"而不是"一年"。
他说，对于即将成为远征队员的人来说，如此粉饰是常有的事。
1882年，他签约加入了他的第一次远征。
一艘从波士顿驶来被他称作"北上"的轮船拐进圣约翰斯港，把他接走了。
之前跑去传道行善，如今又离家探险。
可他有妻有儿，儿子才两岁，还有个他答应要终身搭档的兄弟--我的叔父爱德华。
我祖父斯特德是个医生，他的愿望是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他"同堂坐诊"，这个要求他们答应了。
我父亲比叔父大一岁，为了跟爱德华叔父一同报到上学，他推迟了一年去爱丁堡大学。
1876年回来时，兄弟俩成了两位医生。
在圣约翰斯，英国国教徒看病要找信奉国教的医生，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回来后，国教徒医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位。
在家庭诊所的招牌上，列着本城三分之一的国教徒医生名单："A．斯特德医生，F．斯特德医生，E．斯特德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仿佛"斯特德"不再是个名字了，而是他们三位所赢得的代表某种资格的缩写，代表把他们全都吸纳进去的某一医学团体的缩写。
兄弟俩大学毕业三年后，祖父去世了，可那个家庭诊所没有改变。
祖父去世之前，兄弟俩分享一个候诊室，祖父去了之后，我父亲搬进了大厅对面祖父的诊疗室。
他的名字从那扇嵌有兄弟俩名字的门上被取走了。
在祖父诊疗室门上的那块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只需做一个小小的改动：把字母A取下，安上字母F， F是"弗朗西斯"的缩写。
即使祖父没了，家庭诊所依然兴旺。
当问及谁是他们的医生时，人们回答"斯特德兄弟"，体检、诊断、治疗，好像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样样事都搭档着做。
当新病人初来看病时，接待的人不问他们要哪位医生看，并且大多数人来时也主意未定。
病人们都是依次被分配给兄弟俩的。
信任他俩中的一位，就是信任另一位。
可祖父去世后，"斯特德"这块招牌就不如从前了。
有一阵子，诊所的业务有所减少。
爱德华叔父说，不少才怪呢，因为他俩中的一个曾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肯与自己的同类为伴，而更愿意与爱斯基摩人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为伍，如今连医生也不做却当起"保姆"去照顾满满一船的社会另类。
既然兄长非要这样做，那小弟又有何办法？在同一档次的人中，斯特德家族的声望也有所降低，仿佛隐藏在这个家族中的某种性格缺陷终于昭然若揭了。
我父亲的病人不肯穿过大厅去找爱德华叔父看病，而是去找别的医生。
爱德华叔父的一些病人也这样。
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来自更低阶层的病人。
在写回来的家书中，我父亲强调说有朝一日他会重操旧业的。
他向叔父许诺会付给他房租的，就用把自己的诊室出租给别的医生换来的钱，可这句话等于白说，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全部房产。
爱德华叔父没找别的搭档，也没把家庭诊所拆分开来，挂上某个陌生人的名字，而是原封原样地保存下我父亲的诊室，一样东西也没动。
你瞧瞧那扇门：医生早已离去但门上依旧嵌着他的名字。
爱德华的病人肯定以为，为了自己离去的长兄，爱德华陷入了某种漫长得有些过分的悲恸之中，简直不忍心重新安排他的财物，更不用说将其变卖了。
每天，当他来来回回经过时，那扇门，那块墨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嵌的名字仅有一个字母跟他的不一样，所有这些都无法不让他想起自己的兄长弗朗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