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律劳卑抵达澳门的消息，很快就有快报报到了两广总督卢坤的官衙里。卢坤于7月21日令行商亲往澳门向夷目问明因何来澳，东印度公司解散后如何另立章程等，并让行商告知夷目不得违礼擅来广州。公行于是立即组成代表团，沿内环水路赶赴澳门。然而，他们还没有赶到澳门，律劳卑的“安朵玛琪号”已由外环水路向广州进发了。
7月25日凌晨，律劳卑在渣甸护送下，抵达广州英国商馆。
投函风波
律劳卑抵达广州的第二天，伍浩官和卢茂官双双来到夷馆，为两广总督传话，称律劳卑不待奏明即擅自前来，有违定例。两广总督念其初来，决定不予深究。不过，在处理贸易事毕，须立即返回澳门。同时再度申明，“事关创始，应候恭折奏明”。
对此，律劳卑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他礼貌而坚定地表示，他来正是要开创一套全新的贸易制度。
行商无功而返。从律劳卑还没有到达广州开始，行商们已经知道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会艰难无比。作为身处外交一线的行商，虽然只能做些穿针引线的事情，但遇到“夷目”和“番鬼”们不服管束时，却需担当责任。至于为律劳卑所乘小艇作保的行商――兴泰行严启昌，已经对此事负责，被传入城内监禁了起来。
不过，律劳卑对于这些行商的处境并不抱任何同情，他要建立的正是直接与官方来往的制度。他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7月27日，马礼逊将律劳卑要交给两广总督的信函译成中文之后，律劳卑派书记官阿斯特前去投递。一般而言，禀帖均由行商代为投递，更不要说律劳卑这封信函，封面系平行款式，是“函”而非“禀请”，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