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英国驻印度的一支海军分遣队访问广州。对此，渣甸在写给威丁的信中说：“我不知道舰队司令能够从什么机关奉到命令可以开始一场对中国的战争，除非是他能挑逗中国兵船对他开火，可是这种情形不大会有。时间必须决定，但是我不能让我自己认真设想一场公开的决裂。”
第二年2月，渣甸在另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只要目前公行商人征收强索的方式不变，英国就不可能从对外贸易上取得任何重大利益。我们一定要在拓展目前仅有的商业活动之前，和这群天朝的野蛮人订下规章。”
1833年12月，广州《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一篇可能出自渣甸手笔的文章说，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在对抗清政府出台的八条禁令上完全失败，东印度公司只懂得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作者更要求英国政府派出代表、取代特别委员会主席，并授权这名代表采取强硬态度，与中国官方交涉。想要和中国官员接触自是困难重重，因为中国规定，贸易代表仅能经由公行与官府往来，但这种荒谬的礼仪不该继续存在，英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大到不该受此节制：“我们的资本、制造业、纺织业都在呼喊着，只要能帮我们找到买主，多大的货量我们都能提供。”
文章认为：“众所周知，清朝已经漂浮在表面平静无波，实则暗潮汹涌的海上，它的存在全系于百姓对威权惯于服从。清廷对此心知肚明，因而憎恨任何可能造成骚乱的事物。中国所尊敬英国者，海军是其中之一。目前所需要的不是偶尔展现武力，而是最好找一个远离广州、靠近北方的港口，可从该地一次登陆一万人对付北京。新政府代表的基本目标，应该是迫使中国对外贸易。过去几任使团缚手缚脚的行为，应全面扬弃。”
1834年6月，就在律劳卑尚未到达澳门之前，渣甸在发给威丁的信中写道：“律劳卑男爵的任命……在此间和澳门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这里的官府还未决定是否该接见商务监督，他们心里干着急，而后续发展多半取决于律劳卑的行动。他们一开始可能会先派行商去见他。我深信他在行商面前会表现得彬彬有礼，但绝不会让他们在公事上有任何置喙的余地。两广总督等人接下来会将此事报告给北京，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首席商务监督就可以下令他所搭乘的军舰，准备上行至黄海，在紫禁城对天子陈述我们的不平和怨气，要求补偿与改善。如果我们能够像个男子汉般处理这事儿，我愿肩负起收拾后果的责任，这么做有益无害。”
面对即将出现的变化，渣甸和马地臣热切地等待着律劳卑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