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现在，从澳门到舟山的中国沿海，是20艘鸦片船经常往返航行的区域。广州水域则变成了30多艘鸦片船的大型集合地。在澳门，除了几家商行在大规模地从事鸦片贸易外，还有五六十个小商贩也在按斤论块地分售鸦片。”
成立不到几年的渣甸?马地臣行，在鸦片运输和销售领域建立起了超强的实力。如果说有什么竞争对手的话，那就是颠地行（宝顺洋行）。
在长达几十年的竞争中，这两大行之间善意的合作不多，更多的是两者互不相让的竞争和算计。不过，1836年，它们在泉州却有过一个罕见的合作计划，即双方试图联手与泉州的地方官员达成一个协定。颠地与渣甸联合提议，每年支付泉州相关官员2万元，条件是不许别的鸦片商在港内售卖鸦片。
渣甸在1835年3月曾写信给在泉州湾的“杨格少校号”船长里斯说：“如果你能设法使中国官员除了你自己一帮人之外，对别人都加以攻击，那就太好不过了。我主要担心的是，人数一多会使政府憎恶烟商和船夫。而各商行之间的竞争也会大大降低（鸦片）售价。”
向当地政府交点“保护费”，既可减少竞争，又有助于鸦片的高价售出，自然是个不错的合作，但每年2万元就想一劳永逸地堵住部分贪婪的当地官员的嘴，却并不容易。泉州方面的有关官员称，还得再交一笔钱以支付官船的开销。
最后，这两家大鸦片商与当地不法官员的交易未能达成。渣甸?马地臣行与颠地行合作贿赂泉州官员一事泡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