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1月，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全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
萧森的北京，更是呵气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点点灯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苍凉。
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考验是什么？是在枪口和屠刀下的视死如归吗？是面对邪恶势力刚直不阿的敢于斗争吗？是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不为所累、保持晚节吗？都不是。这些考验对于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种考验的前所未有就在于：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失误，打着“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旗号，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杀所有与他们不相为谋的老干部，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