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的小镇，显得异乎寻常的热闹。平时只有赶场天才挤得满满的小街，增添了些从外地打工回家的人，黑漆漆的头发中晃动着几个黄头发、红头发，格外显眼。
人挨着人，挪个脚都困难。电器铺里的音响，声音开得足以抖动地皮，流行歌曲、山歌轮番轰炸，为年前的小镇平添了些疯狂的气息。
副食品店和服装店里老板和顾客讨价还价的声音像在吵架，一个假装亏本不卖，一个假装上当不买，最后在三块四块的较量之后成交了。
收鸡鸭的小贩东窜西窜，看见哪个人手里提着卖，就一把抢过来往他那提着的秤上钩，整得鸡鸭扯着个嗓子使劲叫，鸡毛鸭毛乱飞，空气中弥漫着鸡屎鸭屎的臭腥味。
小镇的年味是浓得不能再浓了。那些父母打工回家的孩子似乎格外地活跃，拉着父母的手，在店里穿进穿出，要这要那，似乎要父母把平时亏欠他们的在这个时候全都补上。
父母呢，在假装埋怨了一番后，摸出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清点了一下手中的钱后，慷慨地满足了孩子的要求，末了总忘不了补上一句：“年过完我们走后，要好好读书哦。听话明年就又给你买！”
老板谄媚地奉承：“这孩子听话，从不在我这里赊东西吃。”天晓得，他平时是如何在那藏着的小账本上添上一笔，再跑到学校，以再不还钱拿小孩的书包威吓，逼这些孩子从爷爷奶奶那里撒谎要钱，说学校要收什么什么费，再不就是从家里偷点什么抵押给他。他这老把戏，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就是在这个小镇读的小学。
校门口的小摊，小镇上的店铺，哪个没有把眼睛盯在父母在外出打工的孩子身上，他们没人管，嘴又馋，于是就赊东西给他们吃，吃了之后就逼账。小孩实在想不了办法，就从家里偷钱。
我知道最多的一次是四（一）班的“小耗子”从家里偷了一千多块钱，三天不到就全进了小摊主和店老板的腰包。“小耗子”的奶奶哭着找到这些摊主和老板，得到的答案全是“没有在我这里赊东西吃”，最后只好怄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小耗子”呢，在屋外的山洞里躲了一天后，饿得实在不行，就去扯人家的地瓜吃，被邻居发现后，擒回了家。他奶奶心疼孙儿，没有打他，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没有“小耗子”那么大胆，关键是没有耗子家那么有钱，不然不要说一千，两千元也怕早飞了。
邮局在小镇的西头，也不能说是邮局，顶多是邮局设的一个点，十几平米的营业大厅，挤满了人。三个营业员，慢条斯理地处理着业务，与铁栏杆外猴急的人们形成冰火两重天。
一个头发染成黄色，嘴巴像吃了猪血的年轻女人，冷漠地从一双双期盼已久的手中接过兑票，把一沓钱扔在柜台的凹槽里，眼都不抬一下，队伍就又向前挪动了一小点。
好不容易才取了钱出来，街上已没有先前那么挤了。快近中午了，赶场的人陆续散去了，街上一片狼藉，瓜子壳、剩菜叶、小吃包装袋，昭示着这里先前的热闹。
几个小孩在玩甩炮，不时响起一两声刺耳的爆炸声，“砰！”惊得路过的狗一阵猛窜。
买了身新衣服，牛仔裤还可以，膝盖上大大的一个口袋，几颗铜钉扣，看起来酷酷的。
衣服不好找，都土不拉叽的，挑来挑去,最后看中了一件高腰的小毛领休闲服。老板特抠，价钱上咬得很紧，硬吃了我一百八十元，说什么不是水货，买不买由你。我牙一咬，买，过年了，都穿新衣服，老爸老妈虽然不在家，但我也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又到街上的小摊上，给奶奶挑了件丝棉袄和黑色的线帽，称了几斤粉条，外加几样凉菜，两手都一大包了。年货办完，该去看看闷墩儿了。这小子，以前老是爱赶热闹,不知今天怎么了，不见个人毛。
闷墩儿在家睡懒觉，我在他家的楼下扯起嗓子喊了半天，那小子才探出个头来，揉揉眼睛，看清是我，咚咚咚跑下楼，把门打开，光着个身子，穿条裤衩。门外过路的女人盯着他看，他一脚把门踹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