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那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了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再叫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你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很低沉。
“饿吗？”
“不饿。”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羹，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