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
3月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老帅谈话时说：明天下午巴基斯坦宴会，是否一定要骂苏修？我看，外交缓和一点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的判断和所采取的对策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不想和苏联打仗，苏联也不敢轻易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969年的中国，真可谓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之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林彪、江青集团急于抢班夺权，国内政治很不安定。对外关系方面，极左思潮使得中国与许多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更紧要的是当时中国同时面临南北两个方面、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南边在抗美援越，要对付美国的战争威胁；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如果能把同苏联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可以改变我们同时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被动局面，有利于维护我国自身的安全。
因此，不论是从国内政治安定需要考虑，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以及外交战略考虑，都要求我们在对苏关系上和为贵。
但是，中苏关系的多年交恶，加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当时有关方面在处理中苏关系的问题上，明显存在一些极左的做法。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第三天，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打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问他们有没有中国领导同志的专线电话号码？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使馆回答说没有。
于是，莫斯科方面又把电话打到设在通讯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询问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的电话号码。
结果，北京电话站的接线员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莫斯科方面找周恩来的电话号码，无疑是想与中国领导人沟通情况。毕竟是两个大国的武装冲突，非同小可。莫斯科方面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3月21日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要通了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泽东的电话，结果被接线员大骂了一通。
从当时的电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极左思潮的肆虐让一个普通的电话接线员也变得如此的胆大包天，竟然视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为儿戏。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要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给我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电话站的翻译吗？
苏联翻译：是，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泽东谈话。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个大叛徒。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苏联翻译：他有事情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
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啊？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向他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