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史密斯于1968年被迫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回到英国。史密斯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临走时她说：“虽然我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不会说中国的坏话。”然而，当我们的同志送她到机场时，吝啬得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周恩来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关单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请回来。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寿之际，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蛋糕专程访问了史密斯，并邀请她回中国工作。史密斯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史密斯告别在英国的亲友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感动得哭了起来。这眼泪是为周恩来的关怀而流的。
日本专家横川次郎也是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人。
横川次郎解放前就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省农业厅工作，1961年调国家外文出版发行局日文组担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国画报》社担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译组组长告诉他，以后改稿由中国人自己干，要他不要像过去那样用红笔改稿，只用铅笔标出作为参考。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两三个月后，翻译组组长又找到横川次郎说，还是像过去一样由他来改稿。此时，横川次郎的妻子横川辰子请假回日本探亲去了，第二年春准备回中国时，发现准假条和北京市公安局发放的出入境证件遗失了。横川次郎找单位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但都被拒绝了。这等于要赶他回日本。
走投无路时，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他：此事写信给周总理才能解决。于是，横川次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他本人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愿意留下来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请准许他夫人来北京一趟，因为他本人年纪大了，无力一人整理行李。
仅过了几天，单位专家科的负责人把横川次郎叫到办公室说，上级来了指示，并当场念给横川次郎听：“请即将横川辰子接回北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这是典型的周恩来批示。横川次郎后来总是激动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外国专家还有很多。
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寿时，周恩来还前往上海祝贺。这位曾热情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老太太后来也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她的几个同是外国专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国际间谍”遭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看她也被中国方面拒绝。为此，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的侄孙。最终，斯特朗心情忧郁，患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是性格倔强的老太太为了对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和治疗。周恩来赶到医院对她作耐心的劝导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还指示通知让斯特朗的侄孙前来中国。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来百忙中赶到协和医院探望。在听取了医务人员的汇报后，周恩来指示：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你们要克服困难，耐心细致，尽一切努力积极设法抢救，以延长她的生命。
尽管周恩来尽了最大努力保护外国专家尽可能地少受到伤害，但是，由于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异常艰难，他的话也并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医生马海德，文化大革命前在卫生部所属的皮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说成是“国际特务”，不让他进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让他给患者看病，而是让他给研究所烧锅炉。患者指名要马海德看病，造反派说：“你让国际特务给你看病？”因此，马海德闲在家里，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虽然分配到了阜外医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