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没想到刘恒这么好，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造反的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要被征发戍边，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壹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像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像周朝的 “厉王” 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