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哈哈大笑:“有没有搞错?饿死?他对朕这么好,朕怎么会让他饿死。”于是干脆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从此,“邓通钱”流通天下,成为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刘恒死了之后,即位的景帝,也就是当年的皇太子老实不客气,要秋后算账了,他下诏将邓通免官,接着又指使人告发邓通偷偷跑到境外去铸钱。皇帝要找别人的茬,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邓通倒霉了,被关进监狱拷问,将家产全部没收,还不够罚款的数目,总共欠国家数亿的债务。幸好文帝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刘嫖比较同情邓通,又送了不少钱财给邓通,但每次钱一送去,就被官吏当场接收,说是抵偿债务。邓通因此穷得家徒四壁,两袖清风,连一根发簪都没有。
长公主刘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耍了个花招,再给邓通送钱和衣物的时候,谎称是借给邓通的,如此一来,官吏也没有理由将这些钱抄走了,邓通靠着这些馈赠继续苟延残喘了一阵。这个可怜的人,曾经富甲天下,最后果然落到了不名一钱的下场,郁郁而死。那个相面人看相还真准,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司马迁编造的。
邓通在古代佞幸史上非常有名气,也被现在很多杂文家拿来当作不知廉耻的例子。其实这对邓通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不过是皇权下的一个卑微的牺牲品。他为皇帝吮吸痈疮,在那时的情况下,不但是不得已,说不定还是一种真诚的报恩手段。他出身贫贱,大字不识几个,不懂得什么宁死不辱的气节,皇帝对他好,他就要对皇帝好。虽然行为有点不堪,却没有什么可值得深责的。皇帝问他天下谁最爱自己,他回答是太子,也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至于为此得罪了太子,并非他的本意。如果他老谋深算,也许就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了。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同情邓通就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和立场,总的来说,邓通虽然可怜可悲,却并非丝毫不值得谴责。为什么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内的士大夫都讨厌邓通呢?《史记》和《汉书》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把他写入《佞幸传》呢?因为他破坏了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规则。在先秦的封建贵族社会,士大夫也讲究对君主效忠,但这种效忠是遵循一定规则的,所谓“君君臣臣”,它的意思是君主如果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就应该遵从臣子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可以不遵守臣子的职责。孔子他老人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这个道理。君臣双方之间有一定的规则维系,相互之间有义务,并非下级对上级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左传》里的晋灵公,因为随便杀人,最终被卿大夫击杀,虽然卿大夫的这种行为也被视为弑君,但《左传》叙述此事的第一句却是“晋灵公不君”,可见君主的行为不端,也必须遭到谴责。西汉虽然已经是君主专制社会,卿大夫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力,但是君主看见丞相等高官,也必须起立敬礼,这就是传统的遗存。或者可以打个比喻来说,皇帝可以要求卿大夫恪尽职守,如果卿大夫没有做到,可以将他们治罪。但皇帝不能要求卿大夫吃屎,如果这样要求卿大夫,那就是无道昏君,卿大夫也将视之为侮辱。邓通作为一个二千石的高官,虽然是因为佞幸提拔的,但却毫无廉耻到为皇帝吸脓,当然就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容了。这完全是自降尊严和身份。这样的人一多,显然是个危险的征兆,整个卿大夫阶层都有沦落为皇帝真正奴仆的危险。同样,刘启作为皇太子,只要好好履行他本人的职责就行了,如果被逼到要为父亲吸脓,则同样是个危险的征兆,他怎么能不恨邓通呢?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是,史书上说刘恒非常廉洁。有一次想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都因为要花费百金(百万钱)而放弃了,他的宠姬慎夫人穿的衣服也没有长到拖地的,可见用布料非常节俭,但是他赐给邓通的钱前后多达十几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使一个自奉甚薄,对宠姬也悭吝的皇帝对一个宠臣也变得如此大方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