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特权给了，配套的还有经济上的利益。诏书命令给官吏加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家里除了军赋之外，其他一切赋税全部免除。
总之，政策上全面采取黄老政策，清净无为，不干涉百姓，让他们安心生产，以恢复长久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所谓“黄老政策”的“黄老”，指“黄帝”和“老子”，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就是阐发让统治者清净无为的思想，而老子的思想相传和远古的黄帝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黄帝和老子合起来的思想称为“黄老之术”，这个词几乎成了历史上清净无为政策的代称。
可以说，惠帝和吕后的政策是非常成功，他们管宫里的事，外面的政事，只要不触及他们的权力和利益，都交给丞相等主管官员，萧何当丞相，继而是曹参，继而是王陵，都是刘邦生前安排好的。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来说比较刻苦耐劳，一旦没有战乱，没有政府过多的管束，经济就能很快回复。所以在惠帝在位的七年之间，大汉朝的物质产品逐渐积累，人口逐渐增长，国势蒸蒸日上，显示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后世很多皇帝都喜欢自我吹嘘，说自己很“勤政”，殊不知国家的繁盛与否，和皇帝是否勤政丝毫不成正比。说不定正是因为有的皇帝过于勤政，事事都管，反而让老百姓束手束脚，发展不了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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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些小插曲可以略微说说。
惠帝三年的春天，在农闲季节，朝廷征发了长安附近六百里内的百姓十四万人修筑长安外城，一个月之后再解散。六月份，老百姓要干农活了，又征发了诸侯王、列侯的徒属一万人筑长安外城。这说明新的汉王朝在体恤民力上的确做得比较好了。
修筑长安城墙也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大汉已经度过了四处征伐的战争时期，开始进入到落实巩固自身政权的阶段。按照古人的解释，先秦乃至更早以前，是不讲究修筑城墙的。都城也一般只有宫墙，没有城墙，这样在抵御外敌的时候，就缺乏必要的屏障。有外城的城邑是从春秋才发展起来的。公元前519年，楚国的令尹（相当于丞相）囊瓦为了防备吴国的进攻，开始修筑国都郢的外城墙，遭到了贵族沈尹戍的批评，理由是如果不把整个国家治理好，光给都城修筑城墙是没有用的。这个看法非常有道理，假使一个国家境内到处民不聊生，外敌来时一触即溃，光把都城修得像铁桶一样，的确也没有什么用。战国时齐国的靖郭君田婴（有名的孟尝君的老爸）原先在齐国当丞相，后来齐王不喜欢他了，免了他的官职，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他担心自己的安全，想在薛邑修建高大的城墙，有人就劝他说：“老田啊，你当初之所以闻名天下，都在于你是齐国的丞相，没有齐国，你就什么都不是。你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把自己在齐国的地位重新夺回来，否则，你就是把薛邑的城墙筑到天那么高，也没什么用处。”东汉末年割据幽州的公孙瓒也曾经给自己筑了一座坞堡，里面藏了三十年的粮食，他自己也以为有金城汤池之固，可是不久后还是被袁绍击破，身死国亡。可见光是修建城墙用处是不大的，很多时候以攻为守，才是最好的办法。
但年轻的大汉王朝却有不得已的苦衷，它现在危机重重，潜在的敌人就有两个：山东的诸侯王和匈奴。
诸侯王的威胁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谈谈，而且那些诸侯王现在大部分还正忙着身体发育，暂时没有时间和汉王朝进行对抗，而匈奴的压力则迫在眉睫。
这一年，吕后曾经找了一个宗室的女子冒充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希望匈奴能高抬贵手，不要对汉朝逼得太紧。
可是这点小利益显然无法打发匈奴的胃口。这就好比一个强盗，如果能轻易地抢到更多的财物，一点小小的贿赂是不可能让他洗心革面的。
匈奴是汉王朝的一个梦魇般的劲敌，即便在后来的一百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疆万里，仍无法让这个在草原上飞马驰骋引弓射雕的民族臣服。正如他们自称，匈奴是天之骄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他们生来就要让全世界的农耕民族们头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