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长安的长乐宫中笼罩着一层乌云，实际统治大汉王朝十五年之久的吕太后死了。权力政治的空白，让这个帝国的各种势力开始跃跃欲试，吕氏家族、功臣集团、刘姓诸侯王，三者之间谁将获得这个王朝的最高权力，帝国政治的走向将出现怎样一种状态？扑朔迷离。
政变，当然在刀光血影之间上场了。
古往今来，政变之后的政治，不外乎两种结果：更好或更差。
而这场政变，带来的却是一个罕见的封建盛世。“周曰成康，汉云文景，美矣！”这是后世史官对于这个盛世的评价。
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个盛世的前因后果。我想，应该趁机回溯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初衷。
那是在前年，我的师兄孟宪实向中影集团推荐，让我写《文景之治》的电视剧剧本。对于汉史，我一向很关注，之前已经出版了汉史小说《亭长小武》，也正好是将电视剧改编权卖给了中影集团，想象着如果在荧屏上能展示自己对于西汉前期历史的看法，那将是件很快乐的事。于是很快着手，搞出了个大纲。
可惜由于去年广电部下令，限制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历史剧的数量，于是很多影视公司纷纷改弦易辙，中止了历史剧的拍摄计划。《文景之治》的提纲也因此泥牛入海。
后来承重庆出版社向我约历史小说稿，当时我手头的几部小说，都已经被出版商预定，所以想着把《文景之治》的剧本大纲写成一个历史读物，这个想法的产生，同时也是因为迄今为止，有关汉代，似乎还没有一部很好的用白话讲述的读物，于是欲用暇余时间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像小说的写作那么需要刻意经营，而仅需要学养的资助，少了很多绞尽脑汁之苦，还可以借此温习《史记》、《汉书》，又何乐而不为呢？如今看来，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很多史书的细节，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刨根究底的描述，自己在平常的阅读中，是往往会一瞥而过的。
需要郑重地指出，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是严肃的，写法却是非常轻松的，有些细节的陈述，在不背离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甚至是带有文学性的。这后一点，我希望执著于“真实历史”的读者们不要误解，文学性并不等于戏说。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适当的文学描述，可能是推广历史的绝佳办法。古今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左传》和《史记》的内容有很多的妄诞之处，因为其中很多场合的隐秘对话，只有当事人清楚，几百年后的史官，是靠什么记述呢，显然不过是想象。就像紧张得扣人心弦的《鸿门宴》，如果不是司马迁惊人的想象力和文学才能，我们读了，也肯定会打瞌睡的。
如今，《左传》和《史记》这两本书被公认为文学和史学结合的完美典范，而那些断烂朝报式的帝王的起居注却往往缩在图书馆书橱的一隅蒙灰。
且不说那些严肃的研究专著，任何有一定追求的历史读物，作者在心中都是有着他的历史观的，我也不例外。在客观阐述文景之治这段史实的过程中，其中的很多人物和历史事件经常让我有一些不吐不快的看法，它们逼着我停住叙述的脚步，或者分析，或者探究，或者慨叹一番。司马迁也常常说，当他读史料的时候，往往“废书而叹”，他在每个本纪、世家、列传的末尾，都有传赞，那些都是极为精致美好的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模样是何等的栩栩如生，他跨越了两千年的长河，在和我们对话。我自然远达不到他那样渊博的知识和超凡的文字能力，然而，我是站在许多学者们的肩膀上，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人类当今所能具有的理性科学来对这些历史进行评价的，或者也有一点可供裁择的管见罢。
历来写汉史的历史读物，大多仅仅采用传世文献，而当今汉代出土文献日渐增多，其中记载的中下层官吏和平民的生活状况，也是不该被忽视的。尤其是文景之治作为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封建盛世，在它的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大概才真正是衡量盛世的标准。所以，我也尽可能采用这些出土文献，来进行辅助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