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看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现洛克错过了机会。如果他有今天人们的认知，不将那种药说成是避孕药，而说成抗癌药―不是那种阻碍新生命降临的药，而是一种能够挽救生命的药―教会也许会欣然同意。教皇庇护十二世不是出于对身心健康有益的目的同意该药合法吗？洛克也许只是不得不像派克考虑他的药那样，来思考他的避孕药：作为一种其避孕作用仅为吸引使用者注意的手段的药，正如派克所指出的：“那些服了大量药品的年轻人，不会再用别的办法吸入那些玩意了。”
然而，还没等洛克弄清楚事情也许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就撒手人寰了。相反，他亲眼见证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那个可怕的时刻，当时避孕药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了人们错误谴责的对象―会导致血栓、中风和心脏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这段时间，美国相当多的女性半信半疑地服用避孕药。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医学院接管了洛克创办的生殖临床研究中心，并将他驱逐出去。他在哈佛大学领的薪金每年仅为75美元。他的银行存款几乎为零，不得不变卖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房子。1971年，洛克离开波士顿，重新回到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群山环绕的乡村农舍。他在自家房后的溪流中游泳，他听约翰·菲利普·索萨的《进行曲》。晚上，他坐在起居室里，端着一杯马丁尼酒慢慢啜饮。1983年，他接受生平最后一次公开访谈，现在要对他的成就进行纪念仿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都将其抹去了。
当他被问及平生最高兴的时刻时，“就是现在啊。”这位避孕药的发明者意味深长地答道。他身着整洁的白衬衣，系着领带，坐在壁炉前阅读《起源》（The.Origin），这是欧文?斯通（Irving.Stone）写的关于达尔文生平的文学体传记。“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真是个幸运的人啊。我现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我拥有我希望得到的一切。每20分钟我就要注射一次镇静剂，没有什么让我烦心的事情了。”
约翰·洛克曾经每天早晨七点钟去做礼拜，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十字架。访谈主持人―作家萨拉·戴维森（Sara.Davidson）挪动了一下椅子，以便离他更近些，问他是否还相信来生。
“当然，我不相信。”洛克断然答道。尽管他没有揭示其中的缘由，但他的理由不难想象。教会未能使信仰的需要和他的科学成果保持一致，如果教会未能做到和谐一致的话，还能期待洛克什么呢？约翰?洛克始终忠于自己的良知，到头来他的良知强迫他远离他钟爱的事情。这不是约翰?洛克的过错，也不是教会的过错。错在科学的偶然性，随着认知的进步这种情形太普遍了。倘若在探索发现什么是自然的过程中，一连串事件的顺序颠倒过来的话，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也不是现在的样子了，结果将大相径庭。
“天堂与地狱、罗马、教堂的本质―在于让众生获得安慰，”洛克说。他还仅剩一年的生命。“很久以来，我一直虔诚地践行天主教的教规，我真的全心全意地相信上帝，你知道的。*
2000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