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投与南征(2)

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文化水平很低,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认不得几个,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乡里乡亲,一一任命为别驾、参军,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

领导没文化,政治能力不强,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做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坏事做多了,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缮。

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他当时就上表指出:“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也有业绩,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南北朝的时候,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别驾,顾名思义,便是当刺史出巡时,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治中,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管理内部事务,换成现在的职位,就是文书档案管理员。同是部下,别驾与刺史的关系要亲近许多,在实权上也大于治中。陈伯之如此处置,是摆明了自作主张,不接受朝廷给他安排的那一套。

邓缮深知夜长梦多,每天在陈伯之耳边吹风:“朝廷现在是国库空虚,兵粮缺失,东面又在闹饥荒,此乃取而代之的时机,不可错过!”不只是邓缮,陈伯之身边的其他心腹褚緭、戴永忠等人也对建康的新朝廷严重不满(好容易找到个糊涂上司服侍,你朝廷想来坏我的好事,怎么可以?),一致赞成邓缮的意见。

陈伯之想了想,对邓缮说:“我再向朝廷上书一封力保你,如若皇上还不听我的,咱们就一起反了。”果不其然,梁武帝很快就发了批复,命令陈伯之在江州找一个郡,安排邓缮去任职。

陈伯之看看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召集府内的将领佐吏,说:“我刚刚接到建安王(即萧宝夤,他在南齐时被封为建安王)的密令,他已经率领江北十万大军进驻六合,约我以江州兵力运粮东下。我陈伯之受齐明帝厚恩,自当誓死相报!”他怕大家不信,又拿出褚緭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公之于众。这一招的确奏效,大伙儿一个个热血澎湃,发誓要反梁复齐,拥戴萧宝夤。于是陈伯之在府前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且号令州内各郡,宣布“起兵反对建康的恶政”。

建康方面是早有准备的,梁武帝既然屡次三番地驳回陈伯之的要求,当然是做好了陈伯之窝里反的准备的。陈伯之这边祭坛上的血还没干,那边梁武帝已经发兵了。他命领兵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军讨伐陈伯之。

与此同时,江州所属的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郑伯伦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士兵拒守。陈伯之决定先摆平南面的豫章,以绝后顾之忧,打通粮道,然后在挥师北上。

以为稳操胜券的陈伯之亲自率部南下,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豫章城,相持之际,后方王茂已经逼近了江州的老巢。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只好带着儿子陈虎牙以及褚緭等亲信,抄小道渡过长江,逃奔北魏境内。

(乱世之中,像陈伯之这样毫无政治原则可言的将领十分常见,著名的就有吕布、刘牢之等等,可以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人往往有个共同的特征,很会打仗,但却没有政治头脑,对局势的认识几乎为零,这类人若碰上和平治世,在军队里做个将军,还是足以胜任的;但若不幸撞上乱世,就很容易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到了北魏,萧宝夤和陈伯之南征的积极性无庸质疑,超过了任何一位鲜卑贵族。萧宝夤是国恨家仇、刻骨铭心,陈伯之是甫投新主、立功心切。两人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递上了请求发兵的决心书。

宣武帝很快就答应了这一要求(所以说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景明四年的四月,他先封萧宝夤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齐王,给他一万兵马,驻扎在寿阳东城;又封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丘东南),先期驻于边境之上。

秋季淮水水位下降,是有利于北方军队南下的季节,北魏以任城王元澄与萧宝夤、陈伯之率领大军五万(北方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征募的二万加上萧宝夤、陈伯之部的约三万人),进攻钟离;又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进攻义阳。

南朝的军队自从魏孝文帝死后,除了裴叔业主动投魏的那次,已经好几年没跟北魏打过象样的仗了,偏又碰上改朝换代,战斗力可真是提不起来。东路的钟离方向,元澄分兵外围,一路凯歌,拿下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接着又攻打阜陵城(今安徽全椒东)。西路的元英则攻破司州刺史蔡道恭借助地势布下的三道防线(当时南梁的司州治所即在义阳),将义阳团团围住。

刚刚建立不久的南梁王朝,第一次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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