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男记者来到梁主任身边：“请问梁主任，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患者的身体正处于接受移植的最佳状态，如果郑海涛同志的‘高分’没有问题，患者马上就可以进舱，做移植前的准备。”梁主任回答说。
“请问‘高分’指的是什么？”中年记者接着问。
“‘高分’是医学方面对DNA进行分析的一个专业名词。志愿者通过了‘高分’，便可以为患者捐赠造血干细胞了。”梁主任解释说。
采访结束后，一位红会工作人员将郑海涛带到化验室抽血进行“高分”。
下午，红会的工作人员马琳带着郑海涛和他的母亲、妻子去一家医院给郑海涛作体检，在走廊门口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以为他们是来探视病人的死活不让进。
马琳没有办法只好掏出手机，给梁主任打了个电话。
这时，郑海涛的妻子急了，她一把拉起郑海涛的手说：“走，咱不献了！没想到办好事还得受刁难。”
马琳忙小声地劝道：“别急别急，这些人都是死脑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已经给我们红会的梁主任打过电话了。梁主任正和院长联系，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帮我们的。”
郑海涛也劝妻子说：“算了算了，别搭理他们！”
这时，一名护士跑过来在门卫的耳边说了几句。门卫又冷眼看了他们一眼，才很不情愿地将门拉开了。
马琳领着三人正要进去，门卫喊道：“慌啥哩！你以为这是你们家？”随后从门卫室里拿出几个塑料鞋套递向马琳，“套上！”
马琳不敢怠慢，强忍着心中的不快，一边说谢谢一边让郑海涛三人穿上塑料鞋套。
来到B超室，马琳将手续单递给医生。医生接过手续单，让郑海涛躺在床上，撩起衣服，开始为他检查。
医生习惯性地问郑海涛：“你得的是什么病？”
郑海涛说：“我没病啊。”
医生的手停了下来，诧异地问：“你没病跑这来干啥？”
站在一旁的马琳忙帮着解释：“他是红会的志愿者，是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医生恍然大悟地说：“噢，那我得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不大一会儿，医生检查完了，他将郑海涛的衣服放下，说：“好了，下来吧。”
郑海涛从床上下来，问：“大夫，怎么样？”
医生别有意味地说：“不好意思，你只好捐了。”
郑海涛觉得有弦外之音，忙问：“怎么，捐造血干细胞有危险？”
医生一眼不眨地摆弄着机器：“你自己还不知道哇？”说完，填写了一份《诊断报告书》递给郑海涛，“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郑海涛一家三口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一眼医生。郑海涛拿着《诊断报告书》和母亲、妻子出了B超室。
几天后，郑海涛的体检结果出来了：27个位点全部对上了。梁主任和红会全体人员听说之后都很兴奋。很快，京都市的主要报纸和电视台都对郑海涛的事迹进行了大力宣传。
这天，红会将郑海涛一家请到了红会会客室，看他们是否作出了捐献的最后决定。等郑海涛一家三口在沙发上坐下，马琳亲切地征求着他们的意见：“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
那天体检时医生对郑海涛说的话，让郑海涛的妻子产生了疑虑，于是，她担心地问：“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马琳忙解释说：“这个请你放心。不会的，一般是不会的。国外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马琳的话并没有能够打消郑海涛妻子的顾虑，在这个问题上她的观点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接着问道：“我知道一般没有问题，可要是万一呢？要是真出了问题怎么办？”
这时，马琳的手机响了，马琳说声：“请稍等。”说完，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郑海涛见妻子疑神疑鬼地不愿意让他捐献，便嚷道：“你烦不烦呀你？都到这时候了，你还犹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