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5日 周六 晴 17℃ 大连 10：00-14：30H
在守候母亲的第15个晚上，危机再次来临。
监视器上的血氧饱和量从95—100降至85—90之间，心率从70左右上升到90左右，血压也经常突破180—120，体温也从37℃左右升至℃以上，呼吸频率也难以稳定在正常值内。
此外，从体征上看，血尿的情况更加严重。导尿管壁的底部由细细的红血丝变成了鲜红的管子，就像在流血。最严重的莫过于呼吸的困难，妈妈吃力地呼吸着，整个腹部都在抽动。喉头深部的浓痰已不能自主地咳出，完全靠反复地吸痰。妈妈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吸出的是和着鲜血的块状浓痰。痰块呈现出黄绿色，这表明她的肺部已有感染的迹象。妈妈的身体在迅速地消瘦，皮肤呈现出严重的脱水现象，一层皱起的表皮，只要用手轻轻地抓起就会堆积在一起，完全没有了正常肌肤的弹性与光泽，原先红润的容貌变成了菜青色。
各种监测的数据和生命指征，让值班的邱医生处于紧张的状态。她反复地检查了几种主要指标后，忧心忡忡地告知我，老人家这样下去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血氧饱和度低于85以下就会损伤主要的脏器，因缺氧而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抽取动脉血化验的结果表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为，是潴留的表现。
现在能够延续生命的极端手段就是气管插管。一是切开气管插管，二是分别从嘴或鼻子插入。庄主任介绍说，插管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有的病人在意识清醒时会本能地抓扯，以反抗强烈的不适。如果出现呼吸或心脏骤停，就要以胸部按压和除颤的方式做最后的抢救。
几种方式的抢救是现代医学的进步，也是极不人道的特殊手段，只能如此才有希望留住细如游丝的生命。但是，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迟暮老人，尤其像妈妈这样心脑肾功能已经衰竭的垂危病人来说，任何一种手段只不过是一种尝试罢了，实际意义几乎为零。以胸部按压来说，未必可以起动已经骤停的心脏，却可能将老人两侧的胸肋压断，因为疏松的骨质根本承受不起太大的压力。
显而易见的结果可以阻止非理性的选择。有的患者家属为了挽救患者，也为了向亲属作秀，往往会这样做，以免落个见死不救的“罪名”。
从感情上讲，妈妈能多留在人世上一分钟都是我的期盼。但面对已经周身布满管线的母亲，理智让我做出明确的表态，抢救必须以不再增加妈妈的痛苦为原则。我对医生说，如果这些手段是我可以承受的，就用；否则，就坚决不用。
邱医生为了慎重起见，专门写了一段医嘱，送我签字。显然，这是在生命簿上背书——生死由命，家属选择；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拿着医生递来的签名笔，我在上面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个人的名字，平素里就是一个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称呼的代码，而此刻却是生与死的代名词。
孙院长，一位拥有双博士后的专家应邀而来。一场开诚布公的对话在医患之间展开。双方没有争执，只有理性的探讨与交流。最后的一致意见是采取保守疗法，继续维持目前的治疗方案，必要时作适当的调整，以缓解症状。
放弃抢救不等于不救，关键是让理性和情感来抉择。
孙院长明确要求庄主任向各位值班的医生转达家属的态度和要求。同时，又专门从市内的临终关怀医院调来了经验丰富的刘护士长，传授临终前的护理。
孙院长以他的临床经验明确地告诉我，老人家极有可能在5号至6号的夜间去世，最多坚持到7号凌晨，请我们做好必要的准备。
这是一份生命的最后通牒，而通牒的对象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这一天，人人都会有，或迟或早，终究要来。但当母亲的这一刻终于来临时，理智而冷静的我，大脑里却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