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未必是成语,但一到嘴边,就有成语的感觉,而且还让人有陈词滥调之嫌。

近来发生在成都的一件大喜事,又使我感到“留有余地”一词,不但不陈词滥调,而且还时时提醒我们,这词依然光彩夺目,永远充满无限生命力。

成都是一座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连续几年被评为国家级卫生城市,府南河整修又即将竣工,李冰父子当年所蓄都江堰之水,届时将绕城一周作舟楫航行之用,给这座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姿色。然而遗憾的是,这城市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广场,现代大都市没有大广场,就颇如当今的新居没有大客厅一样令人扫兴,令人觉得不够规格。然而石破天惊,6月份成都市在中轴线的“心脏”部位,最繁华、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人民南路展览馆前,似乎一夜之间兀现了一个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我所到过的城市中,除北京天安门广场外难得的大广场了。我伫立在这刚刚平整出来的广场内,既惊叹当今成都人建设速度的迅速,更佩服市政部门在规划城市格局问题上的眼力。他们早些年就批准各路商家、企事业单位在展览馆的四面八方修建高层建筑,但唯有今天作为广场的这块地旧貌陈颜。开初我们都不理解,在成都市的这块“脸蛋”处,留下这陈旧建筑干啥 现在我们才突然钦佩起市政部门在城市规划问题上的好眼力,这眼力就是想问题、办事情总是“留有余地”,便于发展。

留有余地,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大法宝啊!

感慨之余好读书。回家后我翻开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夜读起来,一段文字映入眼帘: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麻麻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很少有“读书之乐”……

这真是“天作之合”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华盖”,与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华盖”,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的,书若是没有“天地头”和“副页”。就如同衣服没有领子、袖口一样,多么别扭,不成式样。像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书,有什么感慨体会,狂体记下,一展情怀,怕就难以附丽了。由此看来,城市建设的“华盖”,也当预先留下许多空隙,决不能像北方城里人冬天在破旧脸盆里插蒜养葱一样,密密麻麻,不见盆土。否则,成都今天要在市中心辟建这样一个广场,损失就必然惨重了。由此而推之,我们的工作安排、经费开销,一切经济建设指标的制定,都当“留有余地”,不能安排得太满、太挤、太急。毛泽东同志一直提倡在做工作计划、定生产指标时,都要留有余地。然而可惜的是,1958年他老人家违背初衷,犯了性急的毛病,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创伤,恐怕今天也是很难弥合的。我们再看1956年第3期《文艺报》,内有某作家《向新的高潮前进》一文,曾做过这样的预言:12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除非他送给爱人的礼物没有被接受;谁的脸上都不会有眼泪,除非他在看一个动人的古典剧或是笑得太过分。这预言显然是失算了,高兴得过头了。因为3个多“12年”过去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普通人的忧愁和眼泪,是不会太少的。

我仍然要鼓足勇气引用明代江盈科所编《雪涛小说》中的一则: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 (市人)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悖(雌牛),悖复生悖,三年可得二十五牛。悖所生者,又复生俘,三年可得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这市人愈说愈玄乎,最后还打算发财后另娶一妾受用,于是其妻“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这样彻底打破了;一个发财享乐的美梦,也就无情毁灭了。邓拓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用过这段故事,用意深刻,我们今天重温这段故事是想说明: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不切合实际的发财美梦、工作指标、建设指标,总是靠不住的。老老实实按照邓小平同志初级阶段的理论考虑问题,按“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迈进,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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