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未必是成语，但一到嘴边，就有成语的感觉，而且还让人有陈词滥调之嫌。
近来发生在成都的一件大喜事，又使我感到“留有余地”一词，不但不陈词滥调，而且还时时提醒我们，这词依然光彩夺目，永远充满无限生命力。
成都是一座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连续几年被评为国家级卫生城市，府南河整修又即将竣工，李冰父子当年所蓄都江堰之水，届时将绕城一周作舟楫航行之用，给这座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姿色。然而遗憾的是，这城市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广场，现代大都市没有大广场，就颇如当今的新居没有大客厅一样令人扫兴，令人觉得不够规格。然而石破天惊，6月份成都市在中轴线的“心脏”部位，最繁华、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人民南路展览馆前，似乎一夜之间兀现了一个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我所到过的城市中，除北京天安门广场外难得的大广场了。我伫立在这刚刚平整出来的广场内，既惊叹当今成都人建设速度的迅速，更佩服市政部门在规划城市格局问题上的眼力。他们早些年就批准各路商家、企事业单位在展览馆的四面八方修建高层建筑，但唯有今天作为广场的这块地旧貌陈颜。开初我们都不理解，在成都市的这块“脸蛋”处，留下这陈旧建筑干啥 现在我们才突然钦佩起市政部门在城市规划问题上的好眼力，这眼力就是想问题、办事情总是“留有余地”，便于发展。
留有余地，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大法宝啊!
感慨之余好读书。回家后我翻开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夜读起来，一段文字映入眼帘：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麻麻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很少有“读书之乐”……
这真是“天作之合”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华盖”，与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华盖”，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的，书若是没有“天地头”和“副页”。就如同衣服没有领子、袖口一样，多么别扭，不成式样。像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书，有什么感慨体会，狂体记下，一展情怀，怕就难以附丽了。由此看来，城市建设的“华盖”，也当预先留下许多空隙，决不能像北方城里人冬天在破旧脸盆里插蒜养葱一样，密密麻麻，不见盆土。否则，成都今天要在市中心辟建这样一个广场，损失就必然惨重了。由此而推之，我们的工作安排、经费开销，一切经济建设指标的制定，都当“留有余地”，不能安排得太满、太挤、太急。毛泽东同志一直提倡在做工作计划、定生产指标时，都要留有余地。然而可惜的是，1958年他老人家违背初衷，犯了性急的毛病，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创伤，恐怕今天也是很难弥合的。我们再看1956年第3期《文艺报》，内有某作家《向新的高潮前进》一文，曾做过这样的预言：12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除非他送给爱人的礼物没有被接受；谁的脸上都不会有眼泪，除非他在看一个动人的古典剧或是笑得太过分。这预言显然是失算了，高兴得过头了。因为3个多“12年”过去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普通人的忧愁和眼泪，是不会太少的。
我仍然要鼓足勇气引用明代江盈科所编《雪涛小说》中的一则：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 (市人)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悖(雌牛)，悖复生悖，三年可得二十五牛。悖所生者，又复生俘，三年可得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这市人愈说愈玄乎，最后还打算发财后另娶一妾受用，于是其妻“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这样彻底打破了；一个发财享乐的美梦，也就无情毁灭了。邓拓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用过这段故事，用意深刻，我们今天重温这段故事是想说明：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不切合实际的发财美梦、工作指标、建设指标，总是靠不住的。老老实实按照邓小平同志初级阶段的理论考虑问题，按“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迈进，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