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也有一段更详尽的说明：“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
简直就是一套条款完备、具有实际约束力与可操作性的制度，只不过不好意思写上官府的红头文件而已。
清代的官场，还出现了所谓“司坐省”、“司坐府”的半正式机构，即州县官员委派亲信进驻省城、府城（知府衙门当然也要派亲信驻省），有点像现在的“驻市办”、“驻省办”，不过那时的坐省、坐府亲信只是县官的家丁，不算政府工作人员。
“司坐省”、“司坐府”的工作一部分与公务有关，比如省里、府里的官场人事变动，要及时报告本官，如有奏稿要件，也要抄下来“传真”给本县。但他们更主要、也更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州县与上级的人情关系。清代的官场教科书《长随论》说，凡“各上司三节两寿水乾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坐省或坐府的家丁）要预为禀报”。这些领导及领导父母、夫人的寿辰日期，通常要按年月先后列成表格，用红纸印好，送回本县。
坐省、坐府之外，又有“走府”，即州县官员派家丁直接到知府家中听候差遣。据清代的官场教科书的记述，走府的事务大概有三项：第一，知府衙门有公事时，提供人、财、物的协助：“预备镇宅器具、裱糊、灯彩、供应”，等等。第二，及时打听清楚府署的一动一静，“朔望行香、出门迎送、差使批解过境、请客宴会，早为报官知晓。”第三，与知府的家丁搞好关系，“所有府署诸友，该应酬是应酬，并非耽官之慨，须知闲时不烧香，忙时抱佛脚无用。”
“谊”、“敬”、“坐省”、“坐府”、“走府”等名目大行其道，说明了私人性关系网络嵌入公共权力结构之深，假如失去私人性关系网络的支撑与联结，等级结构可能会变得残缺不全、权力信息的流动可能会中断或延迟。
上述这种种半制度化的人情，所维系的其实还是“一般性的人情关系”。像瞿耐庵老婆那样认总督干女儿为干娘、胡林翼那样认总督宠妾为干妹子，才是更为管用的“特殊性关系网络”。但一般性的人情关系也是左右官场权力分配的重要变量。倘若一般性的关系网络维护得不好，该“敬”的“失敬”，或者“敬”得不够，那么，到手的权力也可能会得而复失。《官场现形记》中的瞿耐庵便是如此。这里我们且将瞿耐庵的故事讲完：
原来瞿耐庵到兴国州走马上任，因生性吝啬，不肯掏腰包向前任的账房师爷赎买记录各式“孝敬”数目的明细账簿，那师爷一气之下，干脆将账簿的数目都改了，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改成一百洋元；应该孝敬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瞿耐庵稀里糊涂按着伪造的账簿送礼，送一处得罪一处，送两处得罪两处，自己还不明白其所以然，很快将上司与同僚都得罪遍了。
起初因为湖广总督湍大人是他干外公，他的干外父戴世昌的腰把子也挺得起，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大众看在总督的分上，都不来同他计较。不料湍大人后来调离湖北，关系网络半径变长，权力边际效用递减，戴世昌尚且失势，他这个拐了好几弯的干外孙婿自然无人担待了。接任的湖广总督贾大人初到任，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起先贾大人还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时撤任，后来说他坏话的人多了，终于将瞿耐庵撤了职。
这就是晚清——瞿耐庵、胡林翼共同生活着的时代——的官场奇观：官僚权力的获得与失去，并不是取决于“选贤汰劣”的公共机制，而是看你是否舍得花大本钱，去私接并维护好那些隐蔽的私人化权力管道。
晚清之世，政治上有两大致命之弊病，一是官场腐败，上至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州县，普遍出现“政由贿成”的问题；一是行政低能，朝廷对时局逐渐丧失了驾驭之力。而其总弊根，我认为早已深植于“私接权力管道”的政治结构之中。试想，既然公权力系统需要接上私人的关系网络才能维持正常运转，那么，旨在接纳关系的行贿送礼，又如何能避免呢？另一方面，既然私人性的关系网络在公共行政中作用如此不可或缺，久而久之，建筑在正式等级结构上的国家权威与动员能力势必弱化，而关系网络所强调的个人效忠关系则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最终，朝廷权威尽失、大权旁落，能臣干吏操柄自重、各自为政，甚至颠覆朝廷的法统权威。
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最后的中流砥柱之一张之洞去世，临终之际，吐出四个字：“国运尽矣！”果然让他言中了。两年后，即宣统三年（1911年），旧历辛亥，在吏治腐败的长年浸蚀以及各省离心运动之中，武昌城几声枪响，晚清政权近乎自动地土崩瓦解了。时距胡林翼逝世刚满五十年，距《官场现形记》问世不到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