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既不受正式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
从隐权力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福安康要向部吏行贿。这是因为，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福安康位高权重，部吏则职卑权微；但部吏能够在公费报销的程序上制造麻烦，掌握着造福或加害大员的能力（隐权力），所以大员在一定条件下要听从他们“指挥”。
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按察使明绪能够操纵甘肃官场的人事安排。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人事权理应由布政使专主；但在关系网络组成的隐权力系统中，明绪由于与陕甘总督关系亲密，获得的隐权力远非布政使张集馨所能比拟，以致张集馨都要对明绪礼让三分。
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成都的官员对勒保前倨后恭。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勒保还是成都通判；但他是新任四川总督的故交，总督对他非常亲切，在成都的隐权力系统中，他最接近权力中心，同僚对他，自然要“不看僧面看佛面”。
钦差来浙江查案
由于另一套权力系统的存在，如果仅仅获得正式权力的授予，可能处处受掣肘，就如那个尚未得到故交（新总督）眷顾时的成都通判勒保。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是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为什么先前的官员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因为人情关系网络是最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有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管用。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县官”自然指正式权力，“现管”则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权力。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个故事：一名原来失意落魄的候补道台，因为关系网络的改变，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这是我们观察隐权力系统的绝佳案例。
故事从某年钦差大臣率员赴浙江查办官员被参案讲起——
看看一年容易，早已是五月初旬。一日，刘中丞正在传见一般司、道，忽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类似于中央政府公报），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臬台（即按察使）是“小军机”（军机处办事员）出身，最熟悉朝廷的办案内幕，他对刘中丞说：“据司里看起来，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来简放钦差，查办的是山东，上谕上一定说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备；等到到了山东，这钦差可就不走了。然而决计等不到钦差来到，一定亦预先得信，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刘中丞道：“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司、道听了无话。
送客之后，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个要好的小军机写给他的，上头写得明明白白，是中丞被三个御史一连参了三个折子，所以放了钦差查办。刘中丞至此方才吃了一惊。
上面的刘中丞，指浙江巡抚，按清代官制，巡抚领右副都御史衔，右副都御史古称中丞，所以巡抚又尊称为中丞。刘中丞从阁抄上得悉有钦差大臣要往福建查案，虽然当小军机出身的臬台提醒他，阁抄说查福建，实际上可能是查浙江，但刘中丞并不以为然，说“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当然这只是场面话，真实的原因是他另有更可靠的信息渠道，那就是中丞留在京城的个人关系网络，即如那臬台所言：“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可惜这回熟人的通风报信来得有点迟了，“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才接到要好的小军机写来的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