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帽子”的悲喜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西部某省，有一家知名私营企业，经营的是涉外业务的宾馆。老总办公室原来挂有一张价值不菲的虎皮，因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对宾馆进行重新装修，于是这位老总决定把它先拿回家保存。不多久，他却接到了检查机关的起诉书，罪名是侵占集体财产。他才想起，自己的企业曾经挂靠过国有单位。几经折腾，最后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但企业却因此垮了，他也只得远走他乡。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的意义——民营企业是羊，虽然反应灵活却体格孱弱，即使戴上“红帽子”披上“虎皮”行得一时的威风，但在关键时候却往往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与上述民营企业家的“悲壮”相比，有“红色民营企业家”之称的蒋锡培则更显机智与幸运，在企业发展的20年时间里，把“红帽子”戴了又取、取了又戴，而企业却在这眼花缭乱的戴取之间飞速发展。
1991年，蒋锡培在家乡某个开发区建厂。这个家庭式小作坊，主要产品只有照明用电线，生意却出奇得好，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更是达到了1800多万元。但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时，蒋锡培却遭到了银行的“白眼”。 蒋清晰地记得当时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抱着一大堆甲鱼、鲑鱼等特产，蒋告诉行长自己有多得不得了的订单，银行资金投入进去一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的政策我也不能违背啊。”
蒋锡培灵机一动，主动向当地的乡政府提出改制，把自办企业变为了乡办企业。1992年后，正是江苏及沿海地带“戴红帽子”现象盛行的时期，一顶“红帽子”，意味着从银行贷款、职工福利，到税收，都可以得到政策支持。但是要获得这顶帽子，却要付出“所有权”的代价。
为了企业的发展，蒋锡培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事实证明，这顶“小红帽”为蒋锡培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因为大量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远东集团在1994年销售规模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宜兴最大的企业。
但不久，乡镇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开明的当地政府主动提出了退出。于是，在政府文件下发后3个月，远东迅速完成资产评估，年末全面推行股份制改革，在宜兴市第一个摘掉了“红帽子”。此后的1995、1996年的生产效率得以爆发式增长——2年时间远东利润同比分别增长和。
1996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蒋锡培再次戴上了“红帽子”。经过近一年16次之多的谈判，华能、华电、中国电网、江苏电力等大型国企决定和远东集团一起共同投资亿元，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在当时，这被政府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突破，而远东也借四大国企的入股，迅速实现同行业第一。
2001年，在国退民进的潮流中，蒋锡培又成功摘掉了第二顶“红帽子”。远东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署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远东再次实现民营化。
蒋锡培对时机拿捏得当，在“红帽子”的戴与摘之间显得游刃有余，最终把“红帽子”变成他推进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最佳“魔术道具”。
像蒋锡培一样，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前两年掀起了一股“脱帽”热潮。2006年10月中旬，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座谈会上透露，工商总局正在研究名为集体实为私人投资企业的变更登记工作，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钟攸平所说的“名为集体实为私人投资企业”，正是通常所说的“红帽子”企业。中央部委层面出手研究为“红帽子”企业“摘帽”，这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