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祖籍”是宋国，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孔防叔，孔子出生时，老爸叔梁纥已经是66岁的老人，3年后，父亲便去世。后来因为宋国发生内乱，孔母颜氏便携子移居曲阜阙里，过着艰难的生活。孔子后来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在20多岁的时候在鲁国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之类的闲官，后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直到快50岁的时候，才被鲁定公任命为地方的行政长官；第三年升为司空，相当于工程建设部长；第四年，51岁的孔子当上了鲁国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吧，并且代行鲁相职务。这是孔子一生中当过最大的官了——摄行鲁相，也就是代理总理，但也仅仅三个月，就被季氏等人撵下台了。
罢官之后，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54岁的孔子因屡受排挤，不得不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带着弟子，向各国的公卿大夫和诸侯王宣讲他的政治思想，整整奔波了14年，但不是被排斥，就是被驱赶，甚至被追杀，路上还差点饿死。68岁，又回到鲁国，开始著书立说，编订六经。
40岁以后，孔子在一棵杏树下面讲学。他是开办民间教育的第一人。有学者评价：孔子，是万世宗师，是千年中国文化的标志，他建立了影响千年、影响东方的思想体系。二千年的中国文化因为有了孔子的思想，而显得深邃有力，今日的东方文化因为有了中国文化而灿烂辉煌。一个集二千年中国文化、思想于一身的人，后世子孙对他的膜拜，不仅有虔诚，更应有一份文化心灵上的感应。
孔子是传承中华文化遗产的伟大功臣。他以广博的知识，劳苦一生，收集整理他以前的古代文化遗产，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孔子这些劳动成果，古代中华文化会留下多大的空白。仅此一点，我们后人就应该对孔子表达敬意和感激。谭盾说，我非常厌恶对经典的、高尚的东西都嗤之以鼻，管孔子叫孔老二，打倒和颠覆一切经典，我觉得这是数典忘祖。
这些话说得太大了，有点像领导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我们来看点细节吧：孔子的七十二门徒中，子路一向最鲁莽爽直。有一天，他问孔子为政首先要干什么。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正名！”子路不以为然，说老师这年头你谈“正名”太迂腐了吧，太书呆子了吧？
孔子严肃起来，但没有发火，仍不失夫子本色，来了一段堪称名言的“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名不正或者不命名，就嘴软、心虚、没章法，弄来弄去，弄不好就让当事人无所措手足，所以必须划出可为不可为的界限，让人有序可依循。
几句话就像一篇结构完整、不可挑剔的议论文。子路服了。不服不行，因为老师的话说得很宏观也很全面，想的都是安邦定国、牧民治世的大事。出口成章啊。什么叫远见卓识？听听孔子的话就明白了。
孔子对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有敏锐的观察，而且通过一件小事马上就能感觉到。记得曾经在《思维与智慧》杂志上，看到一则关于孔子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自己垫钱把他先赎回来，待回鲁国后到官府去报销。官府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孔子有个学生子贡，到国外去，恰好碰见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以后这个学生既没有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所垫付的赎金。那个被赎回的人把情况讲给众人听，人们都称赞子贡仗义，人格高尚。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做美谈。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表扬子贡，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怪他犯了一个有违社会大道的错误，是只为小义而不顾大道。孔子指出：由于这个学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赎金而被人们称赞为品格高尚，那么其他的人在国外看到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要对是否垫钱把他赎出来而产生犹豫，因为垫钱把他赎出来再去官府报销领奖，人们会说自己不仗义，不高尚；不去官府报销，自己的损失谁来补？于是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假装没看见。从客观上讲，子贡的行为妨碍了更多的在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被赎买回来。孔子透过看似高尚的现象看到深远的负面影响，从一片叫好声中看到隐藏的危害。
这才是真实的孔子。但是，汉朝之后的历代帝王都拿孔子当牌位，把他老人家当成神供起来。后来的王朝把四书弄成必考科目，通过科举考试，考上举人、进士的，都要去庙里祭孔。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时读书人获取“状元”功名后，都要到孔庙大成殿行古礼参拜孔圣，诵读孔圣经典语录，缅怀孔圣训诫等，久而久之，形成传世礼制，称“状元礼”。谁要是在祭拜的过程中开小差，交头接耳，轻者取消录取资格，重者打入大牢。
孔子被庄严化，被当神供了起来，一个原本有血有肉的老人愣是被变成了僵硬的泥塑，被架空成一个代替统治者训导老百姓的老夫子，成了一个再也无法亲近的人。
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孔子从来就没有高高兴兴过，也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