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之此时的心境应该比当年易水悲歌的荆轲还要沉重。荆轲刺秦只要在秦廷完成最后一击即可,无论成败,早怀必死之心,因为毕竟只是两条人命;而陈庆之先得闯过重重包围,才能完成最后一击,而且还得顾虑重重,考虑手下七千弟兄的安危。
从悲凉中慢慢回过味的陈庆之知道事已至此,且军令如山,只能积极应对了。他明白,此次名义上是护卫北海王回国争夺王位,但北魏朝廷刚刚击败了葛荣叛军,已慢慢从“河阴之难”中恢复元气,元子攸也已是人心所向、立足已稳,所以在难度上已与入侵不差上下。自己虽多次与北魏的军队交战,有过数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比如在涡阳之战中以两百人夜袭北魏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的数万前锋部队,使北魏破胆。但此次情况与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以前的战斗都是在边境发生,若是战败,可立即退回境内自守,且双方的主力军队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自己也只是一员偏将,只需独挡一面即可;而此次,不仅成败得失自己要完全负责,还要孤军深入几千里,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最后还得攻占固若金汤的洛阳。且北人擅马,南人擅舟,以后所有的战斗都要在一望无际的北方平原展开,这更是自己的致命之处!
就在陈庆之思虑万千、向北缓缓挺进的时候,北魏的豫州刺史邓献割地投降南朝,为陈庆之的北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跳板,借此可以直接插入北魏的腹地。但在行军的途中,两个不利的消息又依次传来。第一个不利的消息是来自己方的:兵围北魏荆州三年之久的曹义宗将军竟然顷刻被费穆击溃,并被生俘押往洛阳。这对北伐军队的士气无疑是雪上加霜。另一个不利的消息来自敌方:听闻元颢被护送返朝,北魏朝廷虽认为元颢孤弱,但依然极为重视,派遣了济阴王元晖业率领丘大千众将官进屯梁国(现河南商丘附近),挡住了北伐部队向洛阳挺进的道路。屯守梁国的军众虽不是能征善战之士,但达到七万之众,而且还有两万精锐的羽林军向梁国一带增援。由于近几次在与梁军的对战中,北魏都占了上风——彭城短时夺回,荆州一夜解围——所以觉得此次对付元颢,数倍之众已绰绰有余。由此也可以看出,北魏军队虽在关中、河北之地的战争中消耗巨大、精锐尽失,但毕竟人口众多,士兵的补给完全不成问题。
西线惨败,前方的敌军又是重兵压近,此时的陈庆之已从铚城慢慢接近梁城,毫无退路了。如果一旦北魏再有主力部队增援,那就全无胜算,此次使命也就基本结束。就在陈庆之绝望的时候,传来了北魏上党王元天穆率领京城的主力部队前去征讨山东的邢杲叛军的消息。
邢杲叛军来自河北,因受到葛荣六镇叛乱的兵火侵扰,流入山东一带;后受到当地土民欺压,北魏朝廷又安抚不妥,揭竿而起,击败过北魏征讨的李叔仁军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相对于元颢的北返,北魏朝廷觉得邢杲的潜在危险更大,所以决定由元天穆先镇压邢杲后再回击元颢。从常识而言,北魏此次的军事部署完全正确,先由梁国的军队固守一段时间,再和元天穆里外合击,那时的元颢完全是瓮中之鳖了。
但可惜一些常识在天才面前往往会被颠覆成最愚蠢的想法,陈庆之便是这样颠覆常识的天才。北魏主力部队的东征让他太欣喜若狂了,因为这次远征来回起码要两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此时的陈庆之对自己的战略和战术也有了较为完备的想法。
北魏军队虽多,但基本分散各地,所以具体的战术上应采取一鼓作气的闪电战,唯有急攻快打,才能各个击破,使其不能互援。但整体上要采取恩威并施的战略,先用快攻使敌军胆寒,再用元颢的号召力诱其降服,这样既能减少自己军队的伤亡,又能为军队增加人员补给,唯有如此精打细算,最后才能挺到洛阳。
七万人一日解甲
战略已明,战术已定,机会又千载难逢,陈庆之立即向梁国的丘大千发动了攻击。北魏的丘大千曾是陈庆之的手下败将,在彭城战役中被陈庆之一击即溃。但这次丘大千却底气十足,因为他手下的弟兄可有七万之众,是陈庆之的十倍(不过这七万人军民相杂,鱼目混珠的可能性较大)。更让他有恃无恐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济阴王元晖业正率领两万羽林精兵日夜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