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生还，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的。
我说：“你待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安全了。”我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可以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⑥。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⑦，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做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
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儿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经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长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的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里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就没让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