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系在明朝时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后来发明了“官话合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①，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取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就留在国术馆做了杂役，待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他的大弟子袁斌，袁斌拿到鼻烟壶后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
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弟张子兰②的传人，叫张鸿庆③。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叫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
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心情非常恶劣，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
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④，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待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
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
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⑤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