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前的许多年里，我每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畔度过的。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刘源将军将一把象征着羊卓雍湖水电站竣工的巨大金钥匙交到自治区领导热地手中。正如电视解说词所言：“羊卓雍湖电站是数千武警官兵经过八年拼搏奉献建成的……”电视镜头从仪式现场翻到羊卓雍湖，又翻到甘巴拉山，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
1993年夏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深夜返回，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带了防滑链。山高路滑，车行不止，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看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倍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４站长”：一个1992年入伍的藏族兵。他的真名叫索拉， 喊他“４站长”是因为他独个人掌管着４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４站长”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也许我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诸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说的，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笑笑，又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说，“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噪噪。”脸上毫无痛苦表情。我却非常替他难过。我知道，正因为它不尽的“噪噪”，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跟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４站长”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候我想，生活并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
1998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