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谁也想不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项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总的来说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不论是发达还是落后国家，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黎民百姓，人们对围剿天花的“战役”表现出了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大同和博爱精神。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天花给人类投下的阴影有多大、多深。
任何战役都会诞生一些英雄。在这场特殊“战役”中诞生的英雄是无数的，世界上著名的有马亨·德拉辛、西罗·垮德卢思、比尔·福奇、尼可尔·格拉塞特等。其中唐拉德·亨德森完全称得上是英雄中的英雄，他不但是消灭天花计划的倡导者，也是具体实施围剿“战役”的组织者。
“战役”持续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枪声”一年比一年稀落下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枪声”已变得零星。为了找到所有天花患者，世界卫生组织最后采用了重金悬赏的办法。应该说，这一办法获得了绝妙的效果，它使那些深藏不露的天花患者都成了“瓮中之鳖”。
1977年，人们在索马里找到了最后一例天花患者。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告：天花已经绝迹！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手臂上无一例外都有一块指甲一般大小的痘疤，这是人类为消灭天花而共同刻下的记号。
消灭天花，是世界医疗史上的一大奇迹，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和医疗工作者都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干的最伟大的一件事。
二
至七十年代末，天花这一猖獗几个世纪的病魔终于施尽了往日的威风，它的每一个病毒都被人类束手就擒，装入瓶子，有的成了博物馆的展品，更多的被关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成了科学家进行探索、研究的玩物。
如果那时大家意见一致，彻底销毁天花病毒只是举手之劳。在每年两度的日内瓦“世卫会”上，不乏有人指出：保留天花病毒，哪怕是在封闭的实验室里，都是危险的，所以要求把留存在世上的天花病毒统统销毁掉。但也有人希望保留它，让科学家和时间共同来解开它罕见的“恐怖之谜”。争论的结果是没有行动，还在继续争论。与此同时，灾难却降临了。
事情发生在伯明翰的一家研究天花和其他痘病毒的实验所里，具体说是保存天花病毒的实验室的楼上房间里，这里是医务摄影师詹内特·巴克的办公室。谁也不知道楼下的天花病毒是怎么从瓶子里窜到巴克那里去的，也许是病毒泄出瓶子后，沿气道或什么管子向上运动，钻进了巴克的办公室，使她不幸成了世界上为天花夺走性命的最后一位天花病人。
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世界卫生组织把争论双方的意见折中作出了一个决定：世界各地实验室不再保存和研究天花病毒，所有天花病毒都必须集中保存到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和前苏联“莫斯科病毒预防研究所”。这两家全世界最安全的研究机构，都置身在人群以外数百公里的荒凉中，与世隔绝，鲜为人知。在那里，科学家们每天穿着加压的宇航服，戴着面罩，背着氧气筒，像在遥远的月球上一样，谨慎地和可怕的天花病毒打着交道。
即便这样，人们还是提心吊胆，因为它毕竟不在月球上，只是在离人群稍远的某个角落里。这个角落对那些无所不为的恐怖分子来说不是无法抵达的。无论从哪方面说，天花病毒向来就是制造世界恐怖的头号武器，人们没有理由不担心恐怖组织丧尽天良地拿它来威胁人类，制造极端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