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牛棚生活(三)(3)

(十二)特别班

这一批牢头禁子们,是很懂政策的。把我们这“劳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实行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念经、说教与耳光棍棒并举。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时候了。

“特别班”于是乎出。

牢头禁子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从“劳改罪犯”中挑选出来了一些,进这个班。

这个班的班址设在外文楼内。但是,前门不能走,后门不能开,于是就利用一扇窗子当作通道,窗内外各摆上了一条长木板,可以借以登窗入楼,然后走入一间小教室。这间教室内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摆设?我不清楚。在我眼中,虽然近在咫尺,却如蓬山万里了。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班的。我觉得,对我们“劳改罪犯”来说,眼前的苦日子,挨打,受骂,忍饥,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够过去了。但是,瞻望将来,却不能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出头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却没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岛屿。我盼望着出现点什么。这种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现在出现了特别班,我认为,这正是渡过大海的轻舟。

特别班的学员有一些让人羡煞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佩戴领袖像章,他们有权利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在牛棚里,党员是剥夺了交党费的权利的。特别班学员是否有了权利?我不知道。我每次听到从特别班的教室里传出来歌颂领袖的歌声或者语录歌的歌声时,那种悠扬的歌声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学员们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权,我也是羡慕得要命。比如他们敢在牢房里跷二郎腿,我就不敢。他们走路头抬得似乎高一点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么想也能够踏着那一块长木板走到外文楼里面去呀!

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到“黑帮大院”解散,特别班的学员也没能真正变成龙跳过了龙门。

(十三)东语系一个印尼语的教员

这一位教员原是从解放前南京东方语专转来的学印尼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人非常聪明,读书十分勤奋,写出来的学术论文极有水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留学印尼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也曾尽了点绵薄之力。因此我们关系很好。他对我毕恭毕敬。

然而人是会变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这也未可厚非。但是,对我这一个“异教徒”,他却表现出超常的敌意。我被“揪”出来以后,几次在外文楼的审讯,他都参加了,而且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胜过其他一些参加者。看样子是唯恐表现不出自己对“老佛爷”的忠诚来。难道是因为自己曾反苏反共现在故作积极状以洗刷自己吗?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想法。否则,一般的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解释,还是不够的。

然而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帮大院”,钦赐低头,正好看到写在马路上的大字标语: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惊。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审讯我的小会上,他还是“超积极分子”,革命正气溢满眉宇。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来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间就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自绝于人民”了。

对于此事,我一不幸灾,二不乐祸。我只是觉得人生实在太复杂,太可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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