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张天麟(1)

我一生尊师重友,爱护弟子。因为天性内向,不善交游,所以交的朋友不算太多,但却也不算太少。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几乎所有的师友都在我的文章中留下了痕迹。但是稍微了解内情的人都会纳闷儿:为什么我两个最早的朋友独付阙如?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张天麟。长之这一笔账前不久已经还上了,现在只剩下张天麟了。事必有因。倘若有人要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有点说不清道不白。在追忆长之的文章中,我碰了下这个问题;但也只是蜻蜓点水一般一点即过。现在遇到了张天麟,我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依然糊涂如故。张天麟一生待我如亲兄弟,如果有什么扞格不入之处的话,也决不在他身上。那么究竟是在谁身上呢?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现在已时过境迁,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是不去说它吧。

张天麟,这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他本名张天彪,字虎文。因为参加了国民党的革命,借用了他一个堂兄的名字,以作掩护。从此就霸占终生。我于1924年在新育小学毕业,觉得自己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是一只癞蛤蟆,不敢妄想吃天鹅肉,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凑凑合合地去报考了“破正谊”。又因为学习水平确实不低,我录取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同班就有老学生张天彪,他大我四岁,因双腿有病,休学了四年,跟我成了同班。在班上,他年龄最大,脑袋瓜最灵,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当时军阀滥发钞票,大肆搜刮,名之曰军用票,是十分不稳定不值钱的纸币。从山东其他县分到济南正谊中学上学的学生,随身带的不是军用票,而是现大洋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都是响的硬通货。正谊是私立中学,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学校的开支。张天彪不知是用了些什么手法,用军用票去换取外地学生手中的现大洋或中交钞票。我当时只有十三岁,对他这种行动只觉得有趣,也颇有学习的想法,可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只好作罢。这种本领伴随了张天麟一生。

正谊毕业以后,我考入了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时间是1926年,我十五岁。从此以后,我走上了认真读书的道路。至于虎文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可能是到南方什么地方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去了。我们再次在济南见面时,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反正是在日寇撤离而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当了什么官,我不清楚,我对这种事情从来不感兴趣。但是,我却微妙地感觉到,他此时已经颇有一些官架子了。

时光一下子就到了1930年。我在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后,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虎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北平来的。他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读书,投在杨丙辰先生麾下。虎文决不是阿谀奉承,作走狗,拍马屁那样的人物;但是,他对接近权势者和长者并取得他们的欢心,似乎有特异功能。他不久就成为杨丙辰先生的红人。杨先生曾一度回河南故乡担任河南大学的校长,虎文也跟了去,成为他重要的幕僚。杨先生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不长,虎文又跟他回到了北平。回来后,他张罗着帮助什么人成立了一个中德学会,他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我一向对这种事情不大热心。后来,他之所以能到德国去留学,大概走的就是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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