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是漫长的黑暗的十年。在这期间，我饱经忧患，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谓世态炎凉的情况，我几乎成了一个印度式的“不可接触者”。我在牛棚里住过八个月，放出来后，扫过厕所，淘过大粪，看到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哩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亲身尝过了，而且尝了几年之久，我总算是“不虚此生”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写上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把“中间人物”这个典型，描绘出来，这必然会大大地丰富世界文学。
我是不是完全绝望了呢?也不是的。有一度曾经绝望过，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我只是迷惑不解，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竟然疯狂卑劣到比禽兽还要低的水平呢?
我说没有完全绝望，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对于我自己，我的希望已经不多。我常常想：我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农村里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我眼前还有点光明，我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决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了歌颂春天，吃够了苦头，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死硬派”，即使我处在“中间状态”，我想到的仍然是春天，不管多少“人”讨厌它，它总是每年一度来临大地，决不迟到，更不请假。我仍然相信雪莱的话，我仍然相信，春天是会来到的。
到了1976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的威风一扫而尽。有道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当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城里面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我深深体会到，人心向背，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我们的人民不一定都知道“四人帮”的内幕。但是他们那种倒行逆施，荒谬绝伦的行径，人民是看在眼里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谣言、流言或者传说，不一定都是事实，但是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情绪。有一条古今中外普遍能应用的真理：人民不可侮。可惜，“四人帮”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可能理解这个真理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难免最后的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至于我自己，“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我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但是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我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我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我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