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1)

 

1986年8月3日于庐山

自己也是一个喜欢舞笔弄墨的人,常常写点所谓散文。古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也并不能例外。但是有一点差堪自慰的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所有的文章都好。大概估算起来,我喜欢的只不过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已。为什么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呢?是好是坏自己什么时候才知道呢?自己喜欢的同读者喜欢的是否完全一致呢?这是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举一篇散文:《春归燕园》来说明一下。

这是一篇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写成的。为了说明问题,必须回到十六年前去。在这一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春满燕园》。这一篇短文刊出后,获得了意料之中又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评和强烈的反应。我的学生写信给我,称赞这一篇东西。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中选了它当教材。以后有几年的时间,每年秋天招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东西。

这一篇东西是在什么心情支配下写成的呢?

这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是越来越“左”。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是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

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

留得春光过四时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我又想到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就写成了那一篇《春满燕园》。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但是,还没有等我的喜悦之情消逝,社会上又开始折腾起来了。极“左”的东西又开始抬头。到了1966年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所谓“文化大革命”。有不少的一部分人,人类的理智丧尽了,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糟粕: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蔑、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古人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更确切地说是绝大的蠢才)发明了,只要是“春”字就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1966年6月4日我从四清的基地奉召回到北大参加“革命”。第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内容是我上面说的这一些。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的,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汇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我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账,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我这个人属于“死不改悔”那一类。等到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的时候,我的罪名就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我戴上。从那以后,经过了上百次的批斗,我的罪名多如牛毛,但是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成了药中的甘草,哪一次批斗也缺不了它。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