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上层大员糜烂庸俗不堪，中下层官员和在野士人却生气勃勃。
清朝八旗贵胄粗鄙无文，自康熙年起，连弓马骑射的祖传本领都丢掉了，成为十足的寄生虫。汉族官僚素遭排挤，在朝中待得战战兢兢，汉人勤勉做官，还不如把满人的马屁给拍舒服了，一时朝中汉员无人有心钻研政务。北京的官场成为士人的大酱缸，多好的读书人跳进去，最后都给染得乌黑了出来。清代官场文人的空谈和鄙陋，在清人的笔记里多有揭露，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一鬼嘲弄文人：
鬼：“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彻，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灿若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次者数尺，极下者亦萤萤如一灯照户，人不能见，唯鬼神见之耳。”
学究：“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
鬼嗫嚅良久曰：“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
士林无耻，纲常败坏。然而，就像免疫力会在肌体溃烂后启动一样，儒教传统的中国社会的自我救亡机制开始运转，一个叫经世派的理学派别崛起。经世派最早可以上溯到乾隆年间提倡笃实学风、经世关怀的名臣翁方纲，到白莲教反叛时期开始形成：“内患使少数清醒的士人在震惊之余重新关心起具体的行政问题。在龚景瀚和严如等镇压会党叛乱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早期经世派的努力；在道光朝以后，经世派掀起了日益扩大的有意于行政管理技术的浪潮”（《剑桥中国晚清史》）。按西方汉学家的理论，对实际事务的再度关心部分要归因于嘉庆帝：他对士人的压制不如他的父亲乾隆，这使杰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首创精神。经世派历数十年的发展，经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名臣林则徐等人的提倡，开始有了成果。经世派士人以文公朱熹的理学为学问根基，讲究“内圣外王”，既要用理学来指导完成自身的修养，又要注重“事功”，学养要从内而外，逐渐从修身养性转到经世济用的有用学问，从历史的典籍尤其像《唐六典》、《明会典》、《三通》这样关于政治刑律、典章制度沿革的著作中寻找治国理政，练兵抚民，乃至水利、漕运、盐政、田赋等行政技术的教训，然后推广到实践中，不做闭门造车的书呆子。
经世派的理想是经世济用，行政理论的实践是少不了的。在北京上流官场，常年忙于官场应对，士人没有时间接触实际的政务，经世派在北京上层官场中无所作为，反倒在中下层官员和散布民间的士人中结出硕果。这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动荡的前沿，熟悉社会和民情，在艰难的时世中历练。满清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最有本事的将领没有出现在那些威风凛凛的巡抚、将军里，而是集中在七品知县这个阶层。太平军在各处推进，受到的最大抵抗，来自于那些只有数千团练在握的知县如温绍原、周仁法们。
经世派在湖南的势力最为雄大，经世派书生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投笔从戎，率湘军转战全国，镇压了被周天爵认为举世大帅无可与敌的太平天国，地处偏远、物产贫瘠的湖南省，一跃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王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至其材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最早书生从军，率领湘省子弟出省作战，被王运尊为湘军祖师爷的，正是人称“岷帅”的江忠源。
江忠源，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县金石镇杨溪人，道光十七年举人。江忠源少年时是新宁县著名的无赖子弟，好饮酒、赌博、交游，时常把裤子衣服都赌输掉。中了秀才后仍不受礼法束缚，纠集乡中子弟作狭斜之游，一时礼法之士皆远之。江忠源虽染上不少轻浮子弟的脾性，学问见识却冠绝当世。他曾到京师拜谒同乡曾国藩，曾国藩初不想接见，对门房说：“此新宁秀才江岷樵，素无赖，善辞遣之。”曾国藩的门房是个直性子，把曾国藩的话原原本本对江忠源说了。江忠源道：“事诚有之，虽然，天下岂有拒人改过曾国藩邪？”曾国藩大惊，令门房引入，江忠源侃侃而谈天下事，声震屋宇，手指擘画，衣袖竟将茶杯拂倒，犹谈笑自如，似乎没看见掉在地上的杯子。其时天下承平日久，江忠源却告曾国藩天下不久将有大乱，士人当早做战乱之备。曾奇其才，为其相面后说：“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啁啾漫记》）。曾国藩相人之术精湛，竟道破江忠源一生行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