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咸年间，鸦片战争过后，清王朝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不复有往日的光荣。这个畸形帝国病入膏肓的状况，正如道咸老少皇帝孱弱的身子骨一般——这是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的英雄都梦寐的黎明时分。然而，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清廷，以高压政策维持了长达百年的统治，“多少英雄汉，困死在高床”（洪秀全诗），十九世纪的天下乱局，并没有出现一个李世民或是朱元璋式的英雄，在西方侵入的背景下，一个变形而混乱的中国社会，只发生了一场虽规模空前却终不免失败的农民运动。这一次，前来领导中国农民的人，不是明王弥勒佛的转世，不是太上李老君的后人。这个叫洪秀全的不第塾师自称是一个叫耶和华的洋人神的“二胎”，这使得那些纯正的基督教徒为他强加给上帝的超生抓狂不已。
在洪秀全创立反封建的宗教组织拜上帝教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是异常局促而尴尬的。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传教士如同他们在美洲等地所干的勾当一样，手捧圣经，胸挂十字架，道貌岸然地跟在一身汗臭的大胡子粗鲁水手后面踏上中国领土。尽管基督教传教士一再对中国群众宣讲仁爱平等，多数中国群众总觉得洋教士居心叵测：一边用大炮和鸦片侵略一个国家，一边对该国国民宣讲仁爱平等，洋教士可能真的太低估中国人的智商了。中国人虽然在清朝的高压政治下显得有些麻木，但也仅是麻木，并不是愚蠢，或者说，正因为中国人见过太多的残忍和欺诈的手段，才变得沉默了。在数千年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轻易地看穿了基督教教士的虚伪本质。
不可否认，在传教士中，也有一部分虔诚信徒，有着坚定信仰且本质善良。他们的传教仍然劳而无功。问题首先在于，基督教的教义讲原罪，不但自己有罪，自己在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也是待赎的罪人。这对敬天法祖的中国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何况宣讲原罪的洋教士，太符合中国民间所描述的鬼的形象了。我们可以试想这么一个场景：一个金发碧眼，高鼻深目，脸色苍白而一身狐臭的怪人在街头拦住一个中国人，用扭曲的腔调说：“我来告诉你，你的祖先和你都是有罪的，此刻他们正在地狱受苦”。如果对象是陕西汉中老实巴交的农民，对方会啐他一口，夺路而逃，如果是湖南邵阳一带霸蛮的汉子，洋教士大概性命堪忧。
中国人并没有很深的宗教情怀，也一般不做彼岸世界的哲学思考。中国人信奉现实主义，一切哲学、宗教都为俗世的利益服务。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大抵只是实用甚至利用，凡人给神佛烧香，神佛保佑凡人平安，活像一桩交易，很少有真正的信仰在里头。中国人参拜的神仙很多很杂，香火最盛莫过财神、观音、关帝、药王，无非是这几位神仙能给凡人招财进宝，消灾送子，斩妖除魔，驱除疾病。立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在宗教的“拯救”、“度人”的普世价值上境界极高，却少有人问津。
既然中国人拜神的目的不是要为神而献身，而是要获得神的保护，那所拜神佛的法力就是个重要问题，神佛的法力越大，给予的庇护就越大。可惜在讲奇幻故事的水平上，犹太人远远逊色于印度的悉达多王子和中国的张道陵天师。马克·吐温在《赤道环游记》中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传教故事：美国人对印度农民宣传基督教，印度农民回答说，我们拜神，自然是要拜法力最大的神，你们的上帝远远不及印度和中国的神。你所说的力士参孙，得了上帝的加持，也不过是打烂一扇城门，用羊骨杀了千把人，可我们印度受到神加持的神猴哈奴曼，以及邻国的孙悟空，都有移山的力量，甚至比你们的上帝还牛。再说了，力士参孙打坏城门，只是口说而已，并没有证据，哈奴曼移动的山，你瞧，就在你眼前，这座八千多米的喜马拉雅山。还有，万一天上的神仙打起仗来，我们印度有几百万神灵，中国的也不少，你们基督教的一个上帝，绝对寡不敌众。传教士无言以对。
